锦衣卫的抓捕很快开始了。
骆养性亲自带人围了范永斗在京城西城的宅子。
范家的大门被撞开时，范永斗还在睡梦中。
他在京城商谈一个重要的生意。
他被两个校尉从床上拖下来，按在地上，戴上镣銬，整个过程没说一句话。
同一时间，王登库、靳良玉、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七家的宅子也被锦衣卫围了。
天亮时，八家晋商在京城的府邸全部被抄。
抄家的场面很大。
锦衣卫的人一箱一箱往外抬东西，金银、绸缎、古董、字画，堆满了院子。
顺天府的衙役在门口维持秩序，围观的人群挤了半条街。
骆养性亲自盯著登记。
每一件东西都要入册，写明是什么，有多少，从哪间屋子抄出来的。
书吏们伏在案上，笔尖不停，册子一页一页翻过去。
抄到范永斗家时，一个校尉从密室夹墙里抬出五口箱子。
打开，全是帐册。
骆养性翻了几页，脸色变了。
他让人把这些帐册单独装箱，贴上封条，亲自押送回锦衣卫。
当天下午，抄家的初步清点结果送到乾清宫。
朱由检坐在御案后，王承恩把册子念给他听。
范永斗家，抄出白银二十三万两，黄金四千两，绸缎三千匹，古董字画折银约五万两，田地房契折银约八万两。
合计约四十万两。
王登库家，抄出白银十八万两，黄金二千两，绸缎二千匹，古董字画折银约三万两，田地房契折银约五万两。
合计约二十八万两。
其余六家，每家抄出的银两、財物不等。
八家合计，白银约一百二十万两，黄金约一万二千两，其他財物折银约三十万两。
总计约一百五十万两。
朱由检听完，没说话。
一百五十万两。
够九边发三个月餉。
他想起陈志远在平台上用京城的物价算帐。
六十八万两能买五十六万石米，够十万军士吃一年。
这一百五十万两，够买一百二十万石米，够二十万军士吃一年。
而这些年，晋商把这些钱，送给了后金。
朱由检的手按在御案上，指节发白。
他问：“那些帐册呢？”
王承恩说：“骆僉事送来了，在司礼监管著。他说，帐册里记著和朝中官员往来的明细，涉及的人不少。”
朱由检沉默了一会儿。
“让他整理。抄一份名录，朕要看。”
“是。”
朱由检站起身，走到窗前。
抄晋商的家，他没觉得有什么。
这些人该死，该杀，该抄。
一百五十万两银子，救登莱的急，发边关的餉，比让他们留著强。
可他知道，这只是开始。
帐册里的那些名字，才是真正要命的东西。
三天后，陈志远把军费案的正式奏疏递了进去。
奏疏很厚，四十多页。
他写了三天三夜，把崇禎元年到崇禎二年辽东、蓟州、宣大、登莱四镇的军费帐目，全部理了一遍。
每镇的兵额、拨付、实收、差额，列得清清楚楚。
每一笔差额的去向，能查到的都写了，查不到的也写了“无据可查”。
军士实得餉银与帐面餉银的对比，用四十七封军士家信作证。
最后是结论。
第一条，袁崇焕没有通敌。
广渠门之战，他亲冒矢石，身负数伤，击退后金，保全京师。
通敌者不会这么做。
第二条，袁崇焕杀毛文龙，程序上確有瑕疵，但毛文龙虚报兵额、冒领粮餉、跋扈不臣，按律当诛。
袁崇焕持尚方剑，便宜行事，事后方奏，虽专擅但非谋逆。
第三条，袁崇焕在辽东督师期间，军费差额六十八万两，米豆差额十六万石。
这笔钱粮去了哪里，袁崇焕本人是否知情，是否参与，现有证据无法证明。
但作为蓟辽督师，他对军费管理负有责任。
第四条，崇禎二年十月，后金破关入塞，袁崇焕驰援京师，广渠门一战击退敌军。
但蓟州防务空虚，后金得以长驱直入，袁崇焕作为蓟辽督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五条，袁崇焕之弟袁崇煜，在扬州经营盐业，与晋商有往来。
崇禎二年九月，袁崇煜最后一次出现在扬州，之后踪跡全无。
据查，袁崇煜的商號曾与范永斗有生意往来，涉及盐引、粮食等。
袁崇焕是否利用职权为其弟牟利，现有证据无法证明，但官商勾结之嫌，无法洗清。
陈志远在奏疏最后写道。
“臣查军费案，见官商勾结之弊，遍及朝野。”
“商人以利结官，官员以权谋私，上下其手，层层盘剥。”
“军费之漏，非止一镇；贪腐之弊，非止一人。”
“若不根治，今日抄八家晋商，明日还会有十家、百家。杀不尽，抄不完。唯有改制，方能治本。”
他把预算章程作为附件，一併呈上。
朱由检看完奏疏，沉默了很久。
他把奏疏发给內阁，让六部九卿议。
朝堂炸了。
第一天，通政司收到二十三份弹劾奏疏。
第二天，四十七份。
第三天，七十三份。
弹劾的內容五花八门。
有人说陈志远“为袁崇焕翻案，顛倒黑白，混淆是非”。
有人说他“借查案之名，行党爭之实，打击异己，罗织罪名”。
有人说他“诬衊朝廷，詆毁百官，以官商勾结四字污天下士人之清名”。
有人说他“所奏军费差额，查无实据，纯属臆测”。
有人说他“预算章程，乱祖宗成法，祸国殃民”。
刑部给事中李世祺的奏疏写得最狠。
“陈志远以袁崇焕一案，牵出军费，又牵出官商。其意不在袁崇焕，在藉此案污我朝堂。官商勾结四字，何其毒也！”
“我朝官员，俸禄微薄，谁无亲族？谁无乡党？谁无同年故旧？”
“依陈志远之说，凡与商贾往来者，皆为勾结，凡为亲族谋利者，皆为贪腐。如此苛责，谁能自清？”
李世祺这话，说到很多人心里去了。
大明朝的官员，俸禄確实微薄。
正一品官，年俸米一千石，折银不过几百两。
在京城，租个像样的宅子就要上百两，雇几个僕役又要几十两，穿衣吃饭应酬打点，哪样不要钱？
不贪不占，日子根本过不下去。
所以大家都有来路。
冰敬炭敬，节敬常例，门生故旧的孝敬，亲戚朋友的帮衬。
这些钱，明面上不是贪，实际上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陈志远说官商勾结，也包括这些事。
可这些事，谁家没有？
李世祺自己，他弟弟在南京开绸缎铺，和几个盐商有往来。
逢年过节，弟弟会送些银子来，说是“孝敬兄长”。
李世祺收了，用这些钱打点上下，维持体面。
这种事，朝中官员，十个里有九个都干过。
陈志远现在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
以后怎么办？
都別收了？日子怎么过？
都別送了？人情怎么处？
这还让人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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