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1948年11月10日
地点:保密站北平站、训练班、医务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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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九时,赵仲春紧急召集全体人员开会。
会议室里坐满了人,气氛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沉闷。赵仲春站在主位,手里捏著一份电报,脸色灰白。他的手指在电报边缘轻轻<i class=“icon icon-unie06c“></i><i class=“icon icon-unie0f9“></i>著,一下一下的,像在摸一把钝刀。窗帘没有拉,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每个人脸上,没有人觉得暖。
“傅作义的三十五军,”赵仲春开口,声音沙哑,“在新保安被共军包围了。”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然后有人低声说了句什么,有人把茶杯碰响了,有人咳嗽了一声。白清萍坐在赵仲春左手边,看著他的脸。他的眼睛下面青黑色更深了,嘴唇乾裂,起了一层白皮。他的手指在电报上停了,攥成拳头,又鬆开。
“三十五军是傅作义的王牌,”赵仲春的声音更低了,“王牌没了,傅作义就没了本钱。他拿什么跟共军谈?北平还能守多久?”
没有人回答。有人低著头,有人看著窗外,有人在笔记本上乱画。白清萍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她知道三十五军被围意味著什么。那是傅作义手里最后一张牌。牌没了,就只能认输。傅作义认输,北平就是共军的了。她不知道那一天还有多远。也许一个月,也许半个月,也许更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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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白清萍去训练班上课。
教室里坐著的学员比上次少了几个。有人跑了。不是请假,是跑了。赵仲春没有追,也追不了。现在谁还有心思管那几个逃兵?白清萍站在讲台上,翻开讲义。她的目光扫过台下那些年轻的面孔。他们也在害怕。有人低著头,有人眼睛红红的,有人在笔记本上写著什么又划掉。
她开始讲课。讲了不到十分钟,后排传来窃窃私语。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教室里很清楚。
“三十五军都被围了,北平还能守多久?”
“谁知道呢。听说共军已经在关外集结了,隨时可能入关。”
“那我们还学这些有什么用?”
“嘘,小声点。白老师在看著呢。”
白清萍没有看他们。她继续讲。声音还是那么平静。但她知道,他们说的对。三十五军被围,北平守不住了。她在这里教他们怎么潜伏,怎么偽装,怎么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活著。可敌人来了,他们真的能活著吗?她不知道。她只知道,她必须讲下去。讲一天是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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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课的时候,赵仲春在走廊里等她。
他靠著墙,手里夹著一支烟,菸灰很长,快要掉下来,他没有弹。看见白清萍出来,他站直了,把烟按灭在墙上的菸灰缸里。
“白副站长,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白清萍跟著他走进办公室。赵仲春关上门,走到办公桌后面,坐下来。他没有请她坐,她也没有坐。两个人隔著办公桌站著。窗外的阳光照进来,照在赵仲春脸上,他的脸在阳光下显得更瘦了,颧骨突著,眼窝凹著。
“傅作义完了。”赵仲春说。声音很低,像是在跟自己说话。“北平也快了。我们得抓紧找退路。”
白清萍看著他。“你的退路是什么?”
赵仲春苦笑了一下。那笑容很短,嘴角扯了一下就收回去了。“不知道。但总得找。”
白清萍没有说话。她看著赵仲春的脸。那张脸上,有恐惧,有不甘,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绝望,是比绝望更可怕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呢?”赵仲春看著她。“你找好了吗?”
白清萍说:“没有。”
赵仲春看著她,看了很久。他的目光里有东西在闪。不是试探,不是怀疑,是一种——同病相怜的苦涩。
“白副站长,”他说,“你说,我们会不会死在这里?”
白清萍没有回答。她转身,
走到门口,拉开门,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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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没有回办公室。她去了医务室。
医务室在走廊尽头,一间小小的房间,门开著。医生姓孙,四十多岁,圆脸,戴著一副金丝眼镜。他是保密站的老人了,从军统时期就在这里。他看见白清萍进来,站起来。
“白副站长,哪里不舒服?”
白清萍关上门,走到他面前。“给我两片氰化钾。”
孙医生的手停了一下。他看著她,看了几秒。然后他低下头,打开药柜,从最里面拿出一个小瓶子。他用镊子夹出两片白色的药片,放在一张白纸上,包好,递给她。
“白副站长,”他的声音很低,“您想好了?”
白清萍接过纸包,放进口袋里。“想好了。”
孙医生看著她,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他低下头,继续整理药柜。
白清萍转身要走,孙医生忽然开口。
“白副站长。”
她停下来。
“赵站长一个月前就来拿过了。”
白清萍的手在口袋里微微收紧。她没有回头,拉开门,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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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办公室,她锁上门。
她坐在椅子上,把那个纸包从口袋里拿出来,放在桌上。阳光从百叶窗的缝隙里漏进来,照在纸包上,白得刺眼。她看著那个纸包,看了很久。
氰化钾。两片。够了。足够让一个人死得乾乾净净,没有痛苦,没有挣扎。赵仲春一个月前就拿过了。他也在准备。准备隨时死。他怕死,但他更怕被抓住。被抓住了,生不如死。她也是。她不怕死。她只是不想死在这里。不想死在赵仲春前面,不想死在毛人凤手里,不想死在那个她等了那么久的人回来之前。她把纸包拿起来,放进口袋里,贴著胸口。
她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的叶子已经落光了,光禿禿的枝丫伸向灰濛濛的天。风从树梢吹过去,发出呜呜的声音,像有人在哭。她站在窗前,很久没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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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白清萍回到住处。
她没有开灯。她坐在床边,脱了鞋,把脚缩到床上。她抱著膝盖,把下巴搁在膝盖上。月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地板上,一片银白。她把手伸进口袋,摸到那个纸包。纸包很小,很轻,但她觉得它很重。重得她拿不动。
她把纸包拿出来,放在枕头旁边。然后躺下来,面朝天花板。那道裂缝还在,从东边延伸到西边,像一条乾涸的河。她看著那道裂缝,想著赵仲春说的话。“你说,我们会不会死在这里?”她不知道。她只知道,她不想死。她还有事没做完。她还在等一个人。她答应了杨汉庭,要传话给白清莉。她答应了李树琼,要等他回来。她不能死。
她翻过身,面朝墙。墙是白的,什么都没有。她伸出手,摸著冰冷的墙壁。一下一下的。
她想起孙医生说的话。“赵站长一个月前就来拿过了。”赵仲春也在准备。他比她更怕。他怕死,但他更怕被抓住。他手里沾了那么多血,被抓住了,死得更惨。所以他准备好了。隨时可以死。她也是。但她不想用。她希望永远用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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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深了。月光在天花板上移动,从东边移到西边。她没有睡著。她睁著眼睛,看著那道光。她想起训练班的那些学员。他们也在害怕。他们也在找退路。有人跑了,有人还在等。等什么?等死?等活?她不知道。她只知道,她不能跑。她是副站长,是训练班主任。她跑了,赵仲春会抓她,毛人凤会杀她。她只能等。等北平解放前,等傅作义与中共的谈判结果。
她翻过身,面朝天花板。月光照在她脸上,她的眼睛很亮。她把那个纸包从枕头旁边拿起来,攥在手心里。纸包很小,很轻,但她的手在发抖。她深吸一口气,把纸包放回口袋。然后把手放在小腹上,轻轻地。
她想起孟老中医说的话。“恐怕很难有孩子了。”没有孩子也好。没有孩子,她就不用担心他会不会被抓,会不会被枪毙。没有孩子,她无牵无掛。死了,也就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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