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路上遇到认识阿公的人

    苏阿梅走后的第七天，陈阿圆回到了泉州。她是一个人回来的。林清石要开车送她，她说不用，你自己走，我自己能回去。她从永春达埔的村口坐上了开往泉州的班车。班车是破旧的中巴车，车身是白色的，漆掉了一块一块的，像一条生了癣的狗。她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把那个蓝布包袱放在膝盖上。包袱里装著几件换洗衣裳、那本帐簿、一把梳子、一枚铜板，还有苏阿梅生前用的那把蒲扇。蒲扇是旧的，竹骨已经发黄了，扇面上破了一个洞，洞的边缘焦黑焦黑的，像被菸头烫过的皮肤。
    车子开动了。她看著窗外。窗外的风景从永春的山变成泉州的平原，从树变成房子，从土路变成柏油路。她的眼睛看著这些风景，但她的心不在这里。她的心还在永春的山坡上，在那两座坟之间，在那把泥土里。
    车子到了泉州，她在车站下了车，走回承天巷。巷子还是那条巷子，青石板还是那些青石板，青苔还是那些青苔。但巷子变长了，比几天前长了很多。她走了很久才走到铺子门口，家兴从铺子里跑出来，喊了她一声“阿母”，她才回过神来。
    铺子的门开著。家安站在柜檯后面，正在给一个客人称金枣。他的手法已经很熟练了，一捏，一抓，一放，一称，准准的，不多不少。客人付了钱，走了。他抬起头，看见陈阿圆站在门口。
    “阿母。”
    陈阿圆走进铺子，把蓝布包袱放在柜檯上，打开包袱，从里面拿出那把蒲扇，掛在墙上，掛在扁担的旁边。扁担是黑色的，蒲扇是黄色的，黑色和黄色並排掛在一起，像两个站在一起的人，谁也不说话。
    她看著那把蒲扇看了很久，然后转过身，走进后面那间小屋。小屋里还是老样子，床、桌子、椅子、灶台。灶台上有一锅粥，还温著，是家寧早上煮的。她盛了一碗，坐在灶台前的矮凳上，慢慢地喝。粥是地瓜粥，地瓜切得很大块，煮得软烂，用筷子一夹就碎。她喝了几口，放下碗，看著灶膛里的灰。灰是灰色的，不是黑的，不是白的，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介於黑白之间的顏色。它曾经是木柴，木柴曾经是树枝，树枝曾经是树，树是种子长出来的。种子是陈远水从山上捡回来的，捡回来种在院子里，长成了龙眼树。龙眼树的枝被砍下来，劈成柴，塞进灶膛里，烧成了灰。灰又回到土里，土里的灰又被树根吸上去，变成新的树枝，新的叶子，新的花，新的果。
    她把碗里的粥喝完了，把碗洗了放回碗柜，系上围裙，开始干活。她把货架上的罈子一个一个地搬下来，擦乾净，放回去。她把柜檯上的粗陶碗一个一个地洗了，擦乾，摆好。她做这些事的时候，动作跟以前一模一样。但她知道不一样了。少了一个人。
    一九八一年冬天，家兴在泉州上了学。学校是承天巷口的小学，离家很近，走路只要十几分钟。他背著一个军绿色的书包，书包是家安用过的，洗得发白了，上面印著“为人民服务”几个字，字是红色的，已经褪成了粉红色。他每天背著这个书包，走在承天巷的青石板上，像一个小小的士兵，背著一个小小的行囊，走向一个他不知道的战场。
    他不太会读书。不是笨，是心不在。他的心不在书本上，在永春的山坡上，在那棵龙眼树下，在那把蒲扇的风里。他坐在教室里，老师在黑板上写字，他看著窗外。窗外有一棵榕树，榕树的枝叶伸到窗前，有几片叶子贴在了玻璃上。他看著那些叶子，想起了苏阿梅。苏阿梅给他织过一件毛衣，大红色的，用膝盖磨的竹针一针一针地织。毛衣织大了，他穿了好几年还大，袖口卷了好几层，领口垮到了锁骨。但那件毛衣很暖，比任何一件衣服都暖。暖得他冬天不用穿棉袄。
    他把那件毛衣从永春带到了泉州，叠好了放在枕头底下。每天晚上睡觉前，他把它从枕头底下抽出来，闻一闻。毛衣上还有苏阿梅的味道，不是香水味，不是洗衣粉味，是一种说不清的、像阳光晒过的棉被的味道。
    他闻著那味道睡著了。
    期末考试的时候，家兴考了全班倒数第五。他把成绩单拿回家，放在柜檯上，低著头，不敢看陈阿圆的眼睛。陈阿圆拿起成绩单，看了一眼，放下，从陶罐里捏了一颗金枣，放在他手心里。
    “吃了。”
    家兴把金枣塞进嘴里，嚼了嚼，咽了下去。先酸后甜，吃到最里面那一点点的苦。他咽下去了。
    “下学期努力。”
    家兴点了点头。
    一九八二年春天，陈家铺子旁边那棵石榴树开花了。那是家寧种的那棵，从一颗从巷子深处捡来的青石榴里挖出来的种子，种在铺子门口的土里，浇了水，等了三个月，发了芽，长了三年，终於开花了。花是红色的，不是大红色，是那种鲜鲜的、亮亮的、像刚流出来的血一样的红色。花瓣薄薄的，嫩嫩的，在阳光下透亮，像一张张透明的纸。花开了五朵，五朵挤在一起，像五个姐妹抱成一团。
    家寧蹲在石榴树旁边，看著那些花。她已经十七岁了，个子长高了很多，差不多跟陈阿圆一样高了。她的脸还是圆的，眼睛还是大的，笑起来还是有两个酒窝。但她不再是那个蹲在石榴树旁边、用手拔草、用竹籤刻槓、用破陶罐浇水的小女孩了。她是一个高中生了，穿著白底蓝条的校服，梳著一条马尾辫，辫梢繫著一朵红色的塑料花。
    “阿母，石榴花开了。”
    陈阿圆从铺子里走出来，站在她旁边，看著那些花。五朵花在阳光里静静地开著，没有声音，没有动作，就那么开著，像五只红色的蝴蝶停在了树枝上。
    “你阿公最喜欢石榴花。”陈阿圆说。
    “阿公见过石榴花吗？”
    “见过。在永春的时候，我们家门口也有一棵石榴树。你阿公每天坐在树下的石凳上剥花生，花生壳扔了一地。你阿嬤说你阿公把花生都剥给鸡吃了，自己一颗都没吃。你阿公说，鸡吃了花生下蛋，蛋给你吃。你那时候还没出生。”
    家寧看著那些花，看著它们在她的眼睛里模糊了。她没有哭，但眼眶热了。
    一九八二年夏天，家安接到了一单大生意——把一车瓷砖从晋江运到上海。运费三千块，来回六天。三千块，够他还三个月的车贷，够陈家铺子进半年的货，够家寧交两年的学费。
    他把车开到晋江的瓷砖厂，装了一千箱瓷砖。瓷砖很重，一箱有几十斤，他和搬运工一起搬了一个下午，搬完之后胳膊酸得抬不起来，手指被瓷砖的边角划破了好几道口子，血和灰尘混在一起，黑红黑红的。他用嘴吸了吸伤口，用胶布缠了两圈。他爬到车斗上，把帆布盖好，用麻绳扎紧，跳下来，坐进驾驶室，发动了车。
    从晋江到上海，一千公里。要过福州、寧德、温州、台州、寧波、杭州。要翻过无数的山，要穿过无数的隧道，要经过无数的收费站、检查站、红绿灯。他从来没有开过这么远的路，从来没有走过这么远的地方。
    他把车开上了国道，往北走。
    车窗开著，风灌进来，吹在他脸上，把他额头上的汗吹乾了。太阳很大，晒得他的胳膊发烫，他把袖子放下来，遮住被晒红的手臂。
    开了几个小时，过了福州。天快黑了，他把车停在路边的一个加油站，加了油，在加油站旁边的小饭馆吃了一碗麵。面是牛肉麵，汤是褐色的，面上飘著几片青菜和几块牛肉。他吃著吃著，想起了陈阿圆做的面线。鸡汤底，面线是细的，滑的，一吸就进去了。荷包蛋是嫩的，蛋黄是溏心的，一咬就流出来了。他咽了一下口水，把碗里的面吃完了，把汤喝完了，付了钱，走出饭馆，坐进驾驶室，继续开。
    夜里，他开到了寧德。天开始下雨了，雨不大，细细的，密密的，像有人在天上撒盐。雨刷在挡风玻璃上刮来刮去，发出吱嘎吱嘎的声音。他把车速降了下来，慢慢地开著。路很黑，车灯照在前面，只能看到一小段路，路是湿的，黑的，反光的。他突然看到前面有一个黑影，是一个行人！他猛地踩了剎车，轮胎在湿滑的路面上发出刺耳的声音。
    车子滑了好几米才停下来。他趴在方向盘上，大口大口地喘气。心跳得很快，快得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了。他抬起头，看著挡风玻璃外面。那个人已经走过来了，是一个老人，穿著一件黑色的雨衣，手里提著一个蛇皮袋，袋子里装著几个空塑料瓶。
    “你走路不看路的吗？”家安摇下车窗，声音大得连他自己都嚇了一跳。
    老人看著他，没有说话。
    “你在高速上走路，不要命了！”
    老人还是不说话。他站在那里，雨水从雨衣上滴下来，滴在地上，滴在他的蛇皮袋上，滴在他的破胶鞋上。他的头髮全白了，湿透了，贴在头皮上，像一顶白色的帽子。他的脸上全是皱纹，额头上有，眼角有，嘴角有，下巴有，像一张被揉皱了的纸。
    家安看著那张脸，忽然想起了陈远水。陈远水的脸也是这样的，全是皱纹，像一张被揉皱了的纸。但陈远水的皱纹里面藏著故事，藏著路，藏著从缅甸到泉州的三千里路。这个老人的皱纹里藏著什么？藏著在高速公路上捡塑料瓶的夜晚，藏著被雨淋湿的衣裳，藏著一双破胶鞋。
    “上车。”家安说。
    老人看著他，没有动。
    “上车，我带你一程。”
    老人拉开车门，坐进了副驾驶。他把蛇皮袋放在脚下，用脚踩著，怕它跑了。他把雨衣脱下来，搭在膝盖上。雨水从雨衣上滴下来，滴在座位上，滴在脚垫上。家安没有说什么，发动了车，继续开。
    “去哪？”他问。
    “前面。过了隧道有个村子。我家在那里。”
    家安开著车，过了隧道，果然看到了一个村子。村子不大，几十户人家，房子是石头砌的，屋顶是黑瓦的。他把车停在村口，老人下了车，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抽出一根，递给家安。烟是皱的，潮的，烟纸粘在一起了。
    “兄弟，谢谢你。”
    家安接过烟，叼在嘴里。老人又从口袋里摸出一个打火机，打了好几下才打著，火苗很小，在风里摇摇晃晃的。家安凑过去，点著了烟，吸了一口。烟是苦的，潮的，呛的。他咳嗽了两声，把烟从嘴里拿下来，看了看，又叼回去，继续吸。
    “你叫什么名字？”他问。
    “姓陈。”老人说。
    家安愣住了。“陈什么？”
    “陈木水。”
    家安的心跳了一下。陈木水，陈远水。木水和远水，只差一个字。他看著这个老人，看他的白髮、皱纹、破胶鞋、蛇皮袋、雨衣上的水。他想起了一个人。那个人挑著两只箩筐从缅甸走回泉州，走了三年，腿瘸了，耳朵聋了，从来没有说过一个“苦”字。
    “我阿公叫陈远水。”家安说。
    老人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他笑的时候露出缺了几颗牙的嘴，牙是黄的，有的黑了，有的断了，有的只剩牙根了。但他的笑容很好看，像小孩子一样。
    “你阿爸是哪里人？”
    “泉州人。年轻时候在缅甸做生意。”
    “缅甸？”老人的眼睛亮了一下，“我在缅甸待过。”
    家安的心又跳了一下。“你在缅甸做什么？”
    “打工。割橡胶。我在缅甸割了三年橡胶，后来回来了。”
    “哪一年去的？”
    “四二年。日本人打过来的时候，我跑到了缅甸。四六年回来的。”
    家安看著他，像是在看一个从歷史书里走出来的人。四二年去缅甸，四六年回来。跟陈远水一模一样。同一个时间，同一条路，同一种命运。
    “你认识我阿公吗？陈远水，泉州人，在曼德勒的广东大街上开过铺子。”
    老人想了想，想了很久，摇了摇头。“曼德勒的广东大街我去过。那里有很多铺子，卖茶叶的、卖布的、卖米的、卖杂货的。我不记得有没有一个叫陈远水的。”
    家安把烟抽完了，把菸头扔在地上，用脚踩灭。“陈木水，你以后不要在高速上走路了。危险。”
    “不走不行。瓶子在高速上多。路边、沟里、护栏下面，到处都是。我一天能捡好几斤。”
    “你捡瓶子能卖多少钱？”
    “一斤两毛。一天能卖一块多。够吃饭了。”
    家安看著他，看著他破胶鞋上露出的脚趾。他的脚趾是黑的，指甲盖厚得像贝壳，裂了几道缝。
    “陈木水，你以后不要捡瓶子了。”
    “不捡瓶子吃什么？”
    “我给你找份工作。你到泉州来，在我阿母的铺子里帮忙。包吃住，一个月给你三十块。”
    老人看著他，愣了好久。
    “真的？”
    “真的。”
    老人站在那里，手在抖，整个人都在抖，像一棵被风吹著的树。他的眼泪从浑浊的眼睛里涌出来，顺著脸上的皱纹往下流，流到嘴角，流到下巴，滴在破胶鞋上。他没有擦，让它流。
    “兄弟，你叫什么名字？”
    “家安。林家安。”
    老人把这个名字念了一遍，念得很慢，像在咀嚼一颗硬糖。“林家安。我记住了。”
    家安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在上面写下了陈家铺子的地址。字歪歪扭扭的，跟他阿爸林清石写得一样歪，一样扭。他把纸折好，塞进老人手里。
    “这个你拿著。什么时候来都行。”
    他坐进驾驶室，发动了车，继续往北开。天快亮了，东边的天空是灰白色的，西边的天空还是深蓝色的，像一块被谁从中间撕开的布。他开了一夜的车，眼睛很涩，腰很疼，但他没有停下来。他知道前面还有路，还有很多路，很长很长的路，弯弯曲曲的，看不到尽头。但他知道尽头在哪里。尽头在上海，在上海的批发市场，在那些等著他送货的老板手里，在那些钱被数了一遍又一遍、放进贴身口袋里的时刻。
    他开了一天一夜，到了上海。把瓷砖卸了，收了运费，没有休息，掉头就往回开。回来的时候没有货，车开得快一些，只开了二十个小时就到了泉州。到承天巷口的时候，天还没亮。他把车停在巷口，走进巷子，推开铺子的门。
    陈阿圆站在柜檯后面，面前摆著一只碗，碗里是面线，鸡汤底，臥著一个荷包蛋。面线还冒著热气，蛋还是嫩的，鸡汤还是滚烫的。
    “先吃饭。”
    家安坐下来，端起碗，开始吃麵线。面线很烫，他烫得嘶了一声，但没有停下来，吸了一根又一根。面线很长，他吸了好几口才吸完一根，面线的尾巴在他嘴边甩了一下，汤汁溅在他的下巴上。他没有擦，继续吸下一根。他吃完了整碗面线，喝完了碗里的汤，吃光了荷包蛋。
    “阿母，我在路上遇到一个人。他说他叫陈木水，在缅甸待过，割了三年橡胶。”
    陈阿圆手里的抹布停了一下。
    “他让我想起阿公。我把咱们铺子的地址给他了。让他来泉州，在铺子里帮忙。”
    陈阿圆看著他，看了很久，久到家安以为她要骂他了。她看著他那张晒得黑红的脸，看著他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看著他乾裂的嘴唇，看著他手上那些被瓷砖边角划破的伤口。
    “好。”她说，就一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