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叔，你是我叔

    一九八四年的春天来得很早。正月还没过完，承天巷口那棵大榕树就冒出了新芽，嫩绿的，小小的，像无数只刚睁开的眼睛。陈家铺子门口那棵石榴树也醒了，枯了一整个冬天的枝条上鼓起了密密麻麻的花苞，有的已经裂开了缝，露出里面红红的花瓣，像婴儿从被子里伸出来的小拳头。陈木水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蹲在石榴树旁边看那些花苞。他数一遍，又数一遍，数到第十遍的时候，花苞又多了几颗。他伸出手，想摸摸最小的那颗花苞，手指伸到一半又缩回来了。他怕摸坏了。
    “陈叔，吃饭了。”家兴站在铺子门口喊他。
    他站起来，腿蹲麻了，踉蹌了一下，扶住树干站稳了。他走进铺子，坐在灶台前的矮凳上，面前摆著一碗粥、一碟咸菜、一颗金枣。粥是地瓜粥，地瓜切得很大块，煮得软烂，用筷子一夹就碎。咸菜是萝卜乾，切碎了拌上辣椒和蒜末，脆生生的，辣丝丝的。金枣金黄金黄的，在碗边放著，像一颗小太阳。他端起粥碗，喝了一口，粥很烫，他烫得嘶了一声，但没有停下来，又喝了一口。他喝粥的时候发出很大的声音，呼嚕呼嚕的，像一头在槽边进食的猪。家兴在旁边看著他喝粥，忍不住笑了。
    “陈叔，你喝粥的声音好大。”
    陈木水停下来，看著家兴。家兴已经十四岁了，个子躥得很快，快赶上家安了。他的脸上还有几颗青春痘，红红的，肿肿的，像几颗刚冒出来的小蘑菇。他的门牙中间那条缝还在，笑起来能看到那条缝后面黑洞洞的口腔。
    “我从小就这样。”陈木水说，“我阿妈说，喝粥不出声，饭就白吃了。”他低下头继续喝。呼嚕，呼嚕，呼嚕。
    家兴看著他那头花白的头髮，稀疏的，软塌塌的，贴在头皮上，像冬天山坡上残留的枯草。他的头低著，后脑勺上有一块疤，疤痕是白色的，没有头髮，像一块被火烧过的荒地。家兴看著那块疤看了好一会儿。他想问那块疤是怎么来的，但他没有问。他觉得那是陈木水的秘密。不该问的不能问。
    陈木水是春天的时候开始变的。不是变老，老是一直在老的。是变沉默。
    以前他还会跟家兴说几句话，问问粥好不好喝，问问金枣甜不甜，问问今天有没有客人来。现在他不说话了。他坐在柜檯后面的矮凳上，两条腿在桌子底下抖著，眼睛看著门口，看著巷子，看著巷口那棵大榕树。他不说话，就那么看著，像一块被种在柜檯后面的石头。
    陈阿圆注意到了他的变化，但没有问。她知道有些话不是想问就能问出来的。有些话要等人自己说。他不想说，你问一百遍也没有用。他想了，不用你问他自己就说出来了。
    她等著。
    四月里的一天，天下著大雨。雨从早上开始下，越下越大，到中午的时候，巷子里的水已经漫过了脚踝。青石板被雨水洗得发亮，青苔绿得发黑，墙缝里的野草被雨打得东倒西歪。没有客人，铺子里很安静。只有雨声，哗哗的，像有人在天地之间拉著一面巨大的帘子。
    陈木水坐在柜檯后面的矮凳上，看著门外的雨，两条腿在桌子底下抖著。他忽然站起来，走到墙边，伸出手摸了摸那根扁担。
    扁担是黑色的，断过三次，绑著三道麻绳，木头已经被汗水和雨水泡了几十年，摸上去是凉的，滑的，像一块被河水冲刷了很久的鹅卵石。他的手指在扁担上慢慢地滑过去，从这头滑到那头，从那头滑到这头，把那三道麻绳摸了一遍，把那些裂缝和坑洼摸了一遍，把扁担上所有的痕跡都摸了一遍。他的手指停在了扁担中间，那里有一道很深的凹槽，是被肩膀磨出来的。
    扁担在谁的肩上磨了这道凹槽？在陈远水的肩上。从缅甸到泉州，三千里路，三年时光，扁担在陈远水的肩上磨出了一道凹槽。凹槽里嵌著陈远水的汗，嵌著陈远水的血，嵌著陈远水的皮屑。凹槽是陈远水的形状。
    陈木水把手从扁担上收回来，转过身，看著陈阿圆。陈阿圆正站在柜檯后麵包金枣，手指在金枣和报纸之间翻飞著。她感觉到了陈木水的目光，抬起头，看著他。
    “陈叔，怎么了？”
    陈木水没有说话。他走回柜檯前面，站在那里，两只手撑著柜檯，身体微微前倾。他的手指在发抖，柜檯的木头在他手指下面发出轻微的吱呀声，像一扇很久没有打开的门被人推开了。
    “阿圆。”他喊了一声。不是“阿圆”，是“阿圆”。从来没有人这样叫过她。陈远水叫她“阿圆”，苏阿梅叫她“阿圆”，林清石叫她“阿圆”，家安、家寧、家兴都叫她“阿母”。別人叫她“陈老板”、“老板娘”、“阿圆姐”。没有人叫她“阿圆”。陈木水的声音不像陈远水，陈远水的声音低沉，沙哑，像风吹过枯树。陈木水的声音是尖的，细的，像一根针从喉咙里刺出来。但他叫她“阿圆”的时候，那个声音忽然变得不一样了——低了一些，沉了一些，像是有一个人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喊她。
    “陈叔，你想说什么？”
    陈木水看著她，浑浊的眼睛里有光在闪。他的嘴唇在抖，从嘴角抖到嘴唇中央，从上唇抖到下唇。他想说什么，但声音卡在喉咙里，出不来。他把手从柜檯上收回来，捂住了自己的脸。他的肩膀开始抖，一耸一耸的，像一个人在无声地哭泣。但从他的指缝间传出来的不是哭声，是一种压抑的、沉闷的、像从地底下冒出来的声音——啊啊，啊啊，啊啊。像一只被困在井底的动物在叫。
    家兴从后面跑出来，站在灶间门口，手里还拿著一块抹布。他看见陈木水捂著脸蹲在地上，肩膀一耸一耸的，他愣住了。陈阿圆从柜檯后面走出来，蹲在陈木水面前，伸出手，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陈叔，有什么事你说。说出来就好了。”
    陈木水把手从脸上放下来。他的脸是湿的，眼泪和鼻涕混在一起，满脸都是。他的眼睛红红的，肿肿的，像两颗被泡在水里的红枣。他看著陈阿圆，嘴巴张开又合上，合上又张开，像一条被钓上岸的鱼。
    “阿圆，我不是陈木水。”他说的声音很小，小得家兴站在灶间门口都没有听清。但陈阿圆听清了。她蹲在那里，像被人点穴了一样，一动不动。
    “我叫陈水木。我是你阿爸的弟弟。我是你叔叔。”
    铺子里安静了。雨声忽然变得很大，哗哗的，像天塌了一个角。家兴手里的抹布掉在了地上，他没有去捡，站在那里，看著蹲在地上的陈木水——不，陈水木。陈水木。陈远水的弟弟。
    陈阿圆蹲在他面前，看著他那张脸——花白的头髮，稀疏的，软塌塌的，贴在头皮上；脸上的皱纹深得像刀刻的，一道一道的，从额头到下巴，从左脸到右脸；背驼得很厉害，头往前伸，下巴快碰到胸口了；衣服是旧的，灰扑扑的，袖口磨出了白色的线头；手是枯的，乾柴一样的，青筋一根一根地暴起，像一条条蚯蚓趴在皮肤下面。她看著这张脸，看了很久，在这张脸上寻找陈远水的影子。她找到了——额头，一样的宽，一样的平，一样的上面有三道抬头纹；眉毛，一样的浓，一样的黑，一样的眉尾往下耷拉著；鼻子，一样的直，一样的挺，一样的鼻翼微微外翻；嘴巴，一样的薄，一样的嘴唇紧闭的时候嘴角往下弯。她找到了。她早就应该找到的。但她没有。
    因为她从来没有想过陈远水还有一个弟弟。
    陈远水从来没有提过。在缅甸的时候没有提过，在泉州的时候没有提过，在永春的时候没有提过，在灶间门口抽菸的时候没有提过，在石凳上剥花生的时候没有提过，在面线碗前低著头吸面线的时候没有提过。他从来没有提过他有任何一个兄弟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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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阿爸走的时候，我在缅甸。”他的声音在抖，整个人都在抖。“我在缅甸的橡胶园里割胶。我割了三年。我听说你阿爸回了泉州，我也跟著回来了。但我回来的时候，你阿爸已经不在泉州了。我找不到他。我找了十几年。我找遍了泉州、晋江、石狮、厦门、漳州。我找不到。”
    他的手从柜檯上滑下来，垂在身体两侧。“我后来去了永春。我听说有人在永春看到一个瘸腿的人，很像你阿爸。我去了永春，找了三年，找不到。我回了泉州，在街上捡瓶子。一天捡几斤，一斤卖两毛。够吃饭了。有一天我在高速上捡瓶子，一辆白色的货车停在我面前。一个年轻人从车上下来，走到我面前。他说他叫林家安，他阿爸叫陈远水。他说他在泉州开了一家铺子，在承天巷。他说他阿母叫陈阿圆。他说陈阿圆是陈远水的女儿。他说陈阿圆在找他阿爸的路上遇到了很多人。他说陈阿圆在路上遇到了一个叫陈木水的老人。他说那个老人说他叫陈木水。他说那个老人说他在缅甸待过，割过橡胶。”
    “那个人是我。那个人就是我。”
    他蹲在那里，捂著脸，肩膀一耸一耸的。“我不敢说。我怕说了你们不让我待了。我怕说了你们会把我赶走。我怕说了就再也见不到你阿爸用过的东西了——这根扁担，这把蒲扇，这只碗，这个柜檯，这个铺子。我怕说了就再也看不到这些了。这些是你阿爸的，也是我的。他是我哥。他比我大八岁。他十六岁离开家去了缅甸。我八岁。我记得他走的那天。他背著一个包袱，站在门口，回过头看了我一眼。他说，水木，等我回来。我给你带缅甸的糖。他走了。他没有回来。”
    陈阿圆蹲在那里，眼泪无声无息地涌了出来。她没有擦，让它流。她想起了陈远水走的那天。他走的那天，她也蹲在他面前，握著他的手。他的手是凉的，她的眼泪滴在他的手背上。
    “阿爸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他有一个弟弟。”她的声音在抖。
    陈水木从口袋里摸出一个东西，放在手心里，递到陈阿圆面前。是一颗糖，用发黄的糖纸包著，糖纸上印著几个缅甸字。糖纸已经脆了，一碰就要碎。他把糖放在陈阿圆的手心里。“你阿爸给我带的缅甸的糖。我带了一辈子。我一直没吃。”
    陈阿圆看著手心里那颗糖，眼泪一滴一滴地落在糖纸上，糖纸湿了，软了，缅甸字模糊了，变成了几团黑色的墨跡。她把糖攥在手心里，攥著，攥著，像攥著一颗心臟。
    “叔。”她喊了一声。
    陈水木的肩膀抖了一下。
    “叔。”她又喊了一声，声音大了一些。
    陈水木抬起头，看著她。他的眼睛红红的，肿肿的，眼泪从眼眶里涌出来，一滴一滴地往下掉。“你叫我什么？”
    “叔。你是我叔。”
    陈水木的嘴咧开了。他在笑，但比哭还难看。他的嘴角往上翘著，眼睛却在发红，整张脸扭曲成一种又像笑又像哭的表情。他笑了，哭了，哭了笑了，笑了哭了。他的笑声和哭声混在一起，从喉咙里涌出来，啊啊，啊啊，啊啊。他蹲在那里，像一只被困在井底的动物终於被人发现了，发出了最后一声、最响亮的、把所有力气都用尽了的叫喊。
    雨小了。巷子里的水慢慢退了，青石板露出来了。青苔被雨水洗过之后绿得发亮，绿得像要滴下来。石榴树上的花苞被雨打落了几颗，落在泥地里，红红的，小小的，像几滴凝固的血。雨停了，太阳从云层后面露出脸来，光照在湿漉漉的巷子里，青石板泛著光。陈水木坐在柜檯后面的矮凳上，面前放著一碗粥。粥已经凉了，表面结了一层皮。
    他没有喝。他看著门口。门口站著一个人，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穿著深蓝色的中山装，手里提著一个黑色的公文包。他看著铺子里的一切——货架、柜檯、罈子、粗陶碗、煤油灯、扁担、蒲扇、营业执照、陈阿圆、家兴、陈水木。他看著陈水木，看著他花白的头髮，看著他脸上的皱纹，看著他驼了的背。他看了很久，然后开口了。“你是陈水木？”
    陈水木看著他，摇了摇头。“我不认识你。”
    那个人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放在柜檯上。照片是黑白的，边角发黄了，上面是两个人——一个高一点，一个矮一点；高一点的十六岁左右，穿著长衫，头髮梳得整整齐齐；矮一点的七八岁，穿著短褂，光著脚，站在高一点的那个人旁边。两个人的眉眼很像。他们是兄弟。
    陈远水和陈水木。
    陈水木看著那张照片，他的手开始发抖，整个人都在抖。“这是我哥。”他的声音小得像蚊子叫。
    “我知道。”那个人把照片翻过来，背面写著一行字——“远水、水木，一九四〇年，泉州。”字跡潦草，但很清楚。
    陈水木看著那行字，眼泪滴在照片上。他把照片贴在胸口，贴在心臟跳动的地方。
    “你阿爸临走之前，让我把这个给你。他说，如果你还活著，把这个照片给你。如果你不在了，就把照片烧给他。”那个人把一张纸条放在柜檯上，转身走了。
    陈水木打开纸条，上面只有一句话：
    “水木，哥对不起你。”
    陈水木握著那张纸条，像握著一根救命的稻草。他的手指在发抖，纸条在他手里沙沙地响。他把纸条放在胸口，放在那张照片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