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七年夏天,陈念远会走路了。他扶著墙,一步一步地从花店走到超市,从超市走到花店。花店和超市之间隔著一个门洞,门洞上有一个拱形的花架,花架上爬满了藤蔓月季。他扶著墙,走过那些花,走过那些藤蔓,走过那些刺。他的小手被扎了一下,缩回来,看了看手指,没出血。他又伸出去,继续扶著墙。他不怕了。
苏敏跟在他后面,弯著腰,两只手张开著,准备隨时接住他。她从花店跟到超市,从超市跟到花店。她的腰弯酸了,直起来歇一下,又弯下去。念远走到超市门口,停下来,扶著门框,看著里面。陈阿圆站在收银台后面,正在给一个客人结帐。她听见动静,抬起头,看见了念远。他站在门口,穿著一件白色的小背心,背心上印著一只蓝色的小海豚。他的脸晒得黑红黑红的,额头上的抬头纹很浅,但能看清。他的眼睛是棕色的,跟家兴一样,跟林清石一样,跟陈远水一样。
念远看著她,喊了一声:“阿嬤。”
陈阿圆手里的扫码枪停了一下。她把扫码枪放下,从收银台后面走出来,走到念远面前,蹲下来,平视著他的眼睛。他的眼睛里有她,她的眼睛里有他。
“再喊一次。”
“阿嬤。”
陈阿圆的手开始发抖,从手指抖到手背,从手背抖到手腕,从手腕抖到手臂。她伸出手,摸了摸念远的脸。他的脸很热,很滑,像一块被太阳晒了一整天的鹅卵石。
苏敏站在门口,看著他们,眼泪流了下来。她没有擦,让它流。念远看了看她,又看了看陈阿圆,笑了。他笑的时候,嘴角往上翘著,露出两颗门牙,中间有一条缝。
那条缝,跟家兴小时候一模一样。
家寧从学校回来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她把自行车停在超市门口,走进超市。陈阿圆坐在收银台后面,正在看手机。手机是家安给她买的,诺基亚的,银灰色的,按键很大。她用手机看新闻,用手指按著按键,一下一下的,很慢。她看到一条新闻,停了一下,把手机递给家寧。
“你看看这个。”
家寧接过手机。新闻说,泉州要建高铁了,从泉州到厦门,只要二十多分钟。以后去厦门不用坐大巴了,不用开车了,坐高铁就行,又快又稳。
家寧把手机还给陈阿圆。“阿母,以后我们去厦门看家兴,就方便了。”
陈阿圆没有说话。她把手机放回口袋里,拿起计算器,继续算帐。嘀嘀嘀,嘀嘀嘀。
家寧站在收银台前面,看著陈阿圆。她低著头,白髮从额前垂下来,遮住了半边脸。她的手在计算器上按著,手指有些肿了,关节粗大,指甲剪得很短。她按得很慢,但很准,从来不会按错。
“阿母,你以前说过,路会越走越宽的。”
陈阿圆抬起头,看著她。
“我说过吗?”
“说过。你跟我说过很多次。”
陈阿圆想了想。她想起了一九八〇年,家寧考上泉州一中的那年夏天。她站在灶台前,给家寧煮麵线,煮好了端到她面前,看著她说,路会越走越宽的。家寧问她,你怎么知道。她说,你阿公说的。你阿公说,路是走出来的。你只管走,走著走著就宽了。
“你阿公说的。”陈阿圆说。
她低下头,继续按计算器。
二〇〇七年秋天,家安的运输公司在泉州总部旁边建了一栋新的办公楼。五层,两千多平方米,比现在的办公楼大了很多。他站在工地上,戴著安全帽,看著工人挖地基、绑钢筋、浇水泥。工地在城北的工业区,离仓库不远。四周都是工厂,空气里有一股铁锈和机油的气味。他站在那里,风吹过来,把他的头髮吹乱了。他的头髮白了很多,不是花白了,是灰白。黑和白混在一起,变成了一种说不清的顏色,像旧照片,像冬天的天空,像陈阿圆围裙上洗不掉的茶渍。
小芳从车上下来,走到他身边。她穿著一件碎花裙子,肚子又大了——她怀了第三个孩子,已经五个月了。她站在他旁边,看著工地。
“你又在想什么?”
“想阿公。”
“想他什么?”
“想他从缅甸走到泉州,走了三年。他把那条路走完了。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是他走出来的。”
小芳没有说话。她握住他的手。他的手很大,很粗糙,手上有茧子、裂口、伤疤。她把他的手握在手心里,手指在他的手背上轻轻地摸著,摸那些茧子、裂口、伤疤。她摸得很慢,很仔细,像在摸一幅地图。
“家安,你阿公走完了他的路。现在轮到我们了。”
家安看著她。她的脸圆圆的,眼睛大大的,肚子鼓鼓的。她站在他面前,像一棵树。
“走吧,回家吃饭。”小芳说。
家安跟著她走向车子。他走了几步,停下来,回过头看了一眼工地。工人在绑钢筋,钢筋在阳光下闪著光。他看了几秒钟,转过身,走了。
二〇〇七年冬天,家兴的花店在上海开了第十家。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有外滩、东方明珠、南京路、淮海路。他没有亲自去,派了小林去。小林跟了他很多年了,从泉州跟到厦门,从厦门跟到福州,从福州跟到杭州,从杭州跟到上海。他每一次都问他,老板,你不去吗。家兴说,你去就行了,我相信你。小林的眼眶红了。老板,你就不怕我把店开垮了。家兴说,开垮了再开,你又不是没开垮过。小林噗嗤一声笑了出来。他笑著笑著,眼泪也出来了。
小林去了上海。他在外滩附近租了一个店面,月租五万。他打电话给家兴,说老板,月租五万,太贵了。家兴说,不贵。外滩,值这个价。小林说,我怕赚不回来。家兴说,赚不回来就从你工资里扣。小林不说话了,沉默了很久,久到家兴以为电话断了。老板,我掛了。家兴说,好。
电话掛了。家兴站在花圃里,看著那些玫瑰。冬天了,玫瑰开得少了,只有几朵还在开著,零零星星的,红红的,在冷风里摇著。他蹲下来,看著一朵卡罗拉。它在风里摇著,花瓣被风吹得翻了过来,露出背面的顏色,比正面淡一些,粉红色的。他伸出手,把花瓣翻回去。它的正面是红色的,大红色的,在阳光下透亮。他看了很久,蹲在那里,腿麻了。
他站起来,走到花圃的角落,打开水龙头,接了一桶水。水很凉,凉得刺骨。他把水桶提到玫瑰园,一勺一勺地浇水。水洒在土里,渗下去,很快就不见了。
二〇〇八年春天,家寧把陈远水的帐簿从枕头底下拿了出来。她翻开最后一页,看著自己写的那些字。那些字已经干透了,墨跡从黑色变成了灰黑色,纸从黄色变成了深黄色。墨和纸混在一起,你分不清哪个是字、哪个是纸,但字在那里,纸在那里,它们在一起。
她拿起笔,在下面又写了一行字。
“阿公,念远会走路了。他从花店走到超市,从超市走到花店。他走得很稳,没有摔跤。他叫你阿嬤,阿母听到了,哭了。”
她写到这里,停了一下。她想起那天陈阿圆蹲在念远面前的样子,她握著他的手,把它放在脸上,闭上眼睛,眼泪从眼眶里涌出来,顺著皱纹往下流。她没有擦,让它流。念远看著她的眼泪,伸出手摸了摸她的脸,说阿嬤,哭。陈阿圆睁开眼睛,看著念远,笑了。她说阿嬤没有哭,阿嬤眼睛进了沙子。念远说,哪里有沙子。陈阿圆说,你看不见了,它太小了。念远说,我帮你吹。他鼓起腮帮子,对著陈阿圆的眼睛吹了一口气。他的口水喷在了她的脸上。
她笑了。这次她笑出了声,咯咯咯的,像一只老母鸡在叫。念远也跟著笑了,咯咯咯的。两个人的笑声在超市里迴荡。
家寧站在收银台旁边,看著他们,也笑了。她笑著笑著,眼眶红了。
她继续写。
“阿公,家安的运输公司盖了新楼。五层,在城北的工业区。他站在工地上,戴著安全帽,看著工人挖地基、绑钢筋。他跟我说,他想起了你。他说你从缅甸走到泉州,走了三年。他把那条路走完了。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是你走出来的。”
“阿公,家兴的花店开到上海了。在外滩,月租五万。小林去管的,他跟了家兴很多年了。家兴说外滩值这个价。我不知道值不值,但家兴说值,那就值。他从来不会错。”
“阿公,恩慈上小学了。她背著一个红色的书包,书包上印著一只米老鼠。她每天早上自己走到学校,不用人送。她说她长大了,不需要人送了。她走到巷口,回过头来,跟阿母挥手。阿母也跟她挥手。两个人的手在空气中挥著。”
“阿公,小芳又怀孕了。第三个了。家安说不管是男是女,都叫家和。家和万事兴的家和。家安说他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让这个家和和睦睦的,不要吵架,不要打架,不要像他小时候那样追鸡、爬树、把鸡蛋放在被窝里焐。他说他小时候太调皮了,让你和阿嬤操心了。他说他现在想起来,觉得对不起你们。”
家寧写到“家和万事兴”的时候,笔尖在“和”字上停了一下。和,禾苗的禾加上口,禾苗在嘴巴里,嘴巴里有粮食。和就是不饿肚子,就是有饭吃,就是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陈远水挑著箩筐从缅甸走到泉州,就是为了让他的孩子不饿肚子。他做到了。他的孩子不饿肚子了,他的孩子的孩子不饿肚子了,他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也不会饿肚子了。
她把帐簿合上,放回枕头底下。她躺在枕头上,睁著眼睛看著天花板。天花板是白色的,有几道裂缝,裂缝里嵌著灰尘。她看著那些裂缝,想起了承天巷的青石板。那些青石板上也有裂缝,裂缝里长著青苔。青苔是绿色的,湿湿的,滑滑的。她第一次走承天巷的时候就滑倒过,膝盖磕破了,血渗出来,把裤腿染红了。她没有哭,站起来,拍拍膝盖上的灰,继续走。那时候她十四岁,背著蓝布包袱,从永春来到泉州。那时候她不知道这条路会走多远,会走多久,会走到哪里。她只知道她在走,她阿公也在走。她阿公走了一辈子,她也要走一辈子。路没有尽头,走的人也不会停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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