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6月，华国，大西北。
视野尽头，是被烈日烤得发白的土地，一直延伸到天边。
地平线在热浪中微微颤抖、浮动，像一片乾涸焦渴、无边无际的褐黄色海洋。
风声呜咽，卷著粗糙的沙砾，一遍遍刮过这片被称作“农场”的辽阔荒原。
几排低矮的土坯房，如同被遗弃的黄色积木，零落堆在这片土地上，构成唯一的生活痕跡。
远处，沿著隱约可见的沟渠，有几个缓慢移动的小黑点——那是仍在劳作的人影。
陈明费力地直起酸痛的腰，用缠著破布的手背抹去快要流进眼里的汗水。
他手中的铁锹早已磨得鋥亮，脚下的土地却依然干硬如铁。
妻子李梅就在不远的地方，弓著身，用一把简陋的耙子，仔细地將新翻出的土块一点点敲碎。
土里混著碎石与枯草根，她的脸庞晒成了深褐色，嘴唇乾裂起皮，动作却始终专注而沉静。
他们来到这里，已经好几年了。
从被遣返离开漂亮国，经过漫长而沉默的审查，最终被安置到这片土地。
日復一日，劳动与改造填满了时间——身体在土地里弯腰，思想在报告里被反覆锤炼。
劳作是沉默的。
耳畔只有风声，工具与土地接触时发出的闷响，以及远处偶尔飘来的、听不懂的当地牧民的调子。
但沉默之下，並非空无一片。
陈明会时不时停下，望向远方。
目光越过茫茫的荒野，仿佛能穿透数千公里的距离。
他一个字也不会说，但那眼神里，藏著只有妻子能懂的、沉甸甸的牵掛。
他们唯一的儿子，时安，在遥远的大洋彼岸。
六年了，没有任何的消息。
他过得怎么样？
无数个问题压在心底，被日復一日的劳作深深掩埋，却又在每一个疲惫的夜晚悄然浮现。
李梅会用最朴素的方式回应丈夫的凝望。
她会把省下来的、最难下咽的杂粮窝头，默默泡软一点，递给他。
或者在夜晚昏暗的煤油灯下，摸索著缝补已经补丁摞补丁的衣物时，轻轻哼起一首故乡的、模糊了词句的童谣。
那是她能维繫与过去、与远方儿子的，唯一脆弱的纽带。
烈日依旧。
风沙依旧。
收工回去的路上，他们看见了老赵。
老赵躺在他们自己挖的、还没成形的引水渠边上，人蜷著。
一只手还攥著半块没吃完的玉米饼，另一只手深深抠进乾燥的土里，像是想抓住什么。
脸朝著东方——那是太阳升起的方向，也是“家”在记忆里的方向。
没有哭声。
至少没有放声的痛哭。
人们沉默地围站著，破旧的衣裳在晨风里微微摆动。
陈明站在人群里，看著那张被风沙和岁月侵蚀得比自己还苍老十岁的脸。
老赵比他大不了几岁，是从南边来的，以前好像是个教书的，说话文縐縐。
去年冬天咳血，卫生员来看过，摇摇头，给了几片药。
药吃完了，咳没停，人却越来越瘦，像一把被这荒原慢慢烤乾、碾碎的枯草。
几个年轻些的劳力，用一块破门板把老赵抬走了。
地上只留下一点模糊的人形痕跡，很快就会被风沙抹平。
就像从来没人在这里倒下过一样。
这样的“送走”，这几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有的是病。
这里缺医少药，水土不服，一场风寒，一次腹泻，都可能拖成要命的急症。
有的是累。
超负荷的劳动，永远不够的粮食，把人的精力一点点榨乾。
还有的，说不清是什么。
就是某个早晨，再也起不来了。
或者，走著走著，就倒下了。
像一盏熬干了油的灯，悄无声息地熄了。
活著的人，没有太多时间悲伤。
晚上的帮助会不能耽误，明天的土方还要计算。
悲痛是奢侈的，甚至是不被允许的。
它只能被压下去，和著粗糲的饭食一起咽进肚里，变成更深沉的沉默，和更拼命的、仿佛要跟命运抢时间的劳作。
夜幕降临时，荒原的温度骤降。
土坯房里，煤油灯如豆。
陈明借著微弱的光，在膝盖上摊开一个皱巴巴的小本子，用半截铅笔，极其缓慢、用力地写下几个字。
那不是日记，只是一种標记。
一个简单的数字，或许还有一个模糊的姓氏缩写。
这是他唯一能做的、微不足道的纪念——为那些消失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留下一点或许只有他自己才懂的痕跡。
李梅再次哼起了那首听不清词的童谣，调子悠悠的，带著一种穿透时光的哀伤与温柔。
歌声里，陈明抬起头，望向窗外漆黑的、繁星低垂的夜空。
这里的星星特別亮，特別冷，密密麻麻地压下来，仿佛亘古以来就注视著这片土地的沉默与消亡。
他不知道，在星空的另一面，在同一片星光下，他的儿子刚刚贏得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选举，正准备以州长的身份，来寻找他们。
他只知道，明天，太阳照常升起，风沙依旧，劳作继续。
而活下去，本身，就是在这片吞噬生命的荒原上，最勇敢、也最沉默的反抗。
为了记忆里的儿子，也为了证明——他们这样的人，没有被遗忘，也不会被轻易抹去。
他们是用血肉，在书写另一种形式的“在场”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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