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9章 联邦的反应

    联邦，整个联邦。
    此刻所有在电视机前观看的人，所有在收听广播的人，在此刻被按下了暂停键。
    从东海岸到西海岸。
    从五大湖区到墨西哥湾。
    从城市到乡村。
    从工厂到农场。
    从酒吧到教堂。
    从富人区的客厅到贫民窟的厨房。
    所有人都在做同一件事：
    盯著屏幕，听著那个声音，被那句话钉在了原地。
    “到底是谁给你们的权利——这样肆无忌惮地拿著人民的血汗钱去援助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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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换台。
    没有人起身去倒咖啡。
    没有人说话。
    在洛杉磯，好莱坞大道上，一家电器商店的橱窗前排起了队。
    不是买东西，是看。
    橱窗里摆著一排电视机，
    全在放同一个画面。
    路过的人停下来，停下来的人站住了，站住的人走不动了。
    一个穿著晚礼服的女人刚从剧院出来，手里还攥著节目单，站在橱窗前，忘了身边穿著西装的男人在等她。
    那个男人没有催她，因为他也在看。
    在芝加市，密西根大道的桥上，一个男人把收音机举过头顶，声音开到最大。
    周围的人围过来，一个，两个，十个，二十个。
    桥上的行人停下来，骑自行车的人停下来，连一个流浪汉都停下来。
    没有人认识那个举收音机的人，但所有人都认识那个声音。
    那个声音在问：“你们到底代表谁？”
    桥下的芝加哥河黑沉沉地流著，桥上没有人动。
    在亚特兰大，马丁**·金曾经站过的那座教堂里，牧师把收音机带到了讲台上。
    不是布道，是听。
    教堂里坐满了人，没有人说话，没有人走动。
    那个声音在问：“我们在乎全世界，就是不在乎自己家门口的事。”
    坐在最后一排的一个老妇人，把手里的圣经攥得紧紧的，眼泪顺著脸颊流下来，她没有擦。
    她想起六十年代，想起那个站在同一个地方说话的人。
    那时候也有人这样问过。
    ————————
    在达拉斯，一个戴著牛仔帽的牧场主站在自家客厅里。
    电视开著，他妻子坐在沙发上，两个人谁都没说话。
    他是合眾党（共和党）的铁票，从来不信民宪党（民主党）那套，更不信什么第三党。
    他投了现在的总统两次，家里墙上还掛著总统的竞选海报。
    他妻子几次说要摘下来，他都没让。
    但今天，他听著电视里那个人一句一句地问他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
    “到底是谁给你们的权利？这样肆无忌惮地拿著人民的血汗钱去援助他国？”
    他摘掉牛仔帽，搁在茶几上，坐下来。
    他妻子看了他一眼，没有问什么。
    电视里那个人还在说：
    “那些钱不是你们的！那是底特律的工人、印第安纳的单亲母亲、是在地底的矿工——是他们的血汗钱！”
    牧场主坐在沙发上，两只手搭在膝盖上，盯著屏幕，一动不动。
    他妻子偷偷看了他一眼，发现他的嘴唇在微微发抖。
    她想说什么，但不知道该说什么。
    她丈夫从来没有这样过。
    他是一个硬汉，五十岁了，她从没见过他发抖。
    电视里那个人说完了最后一句话，摔门走了。
    屏幕上只剩下那扇关上的门。
    客厅里安静了很久。
    然后牧场主开口了。
    “他说得对。”
    声音很轻，像是说给自己听的。
    他妻子转过头来看他。
    “那些钱，”
    “不是他们的。是我们的。是我们交的税。”
    “是我们养牛、种地、干活挣来的钱。他们拿去送给別人，然后告诉我们——『正在研究』。”
    他停了一下。
    “我们投了他两次。”
    他看著墙上那张总统的海报。
    “两次。”
    他站起来，走到海报前面，站了一会儿。
    然后他把海报摘下来，捲成一卷，扔到了垃圾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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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华顿市，宾夕法尼亚大道上的游行队伍已经麻了。
    不是累的，是震的。
    被那几句话震的，头皮发麻，脊背发凉，从头到脚像过电一样。
    从议会山传出来的那些话，从收音机里、从街边店铺橱窗的电视机里，一个字一个字地砸进他们耳朵里，砸进他们脑子里，砸进他们心里。
    然后他们就站在那里，忘了动，忘了喊，忘了鼓掌。
    街上很安静。
    不是那种被驱散的安静，是那种——所有人都在想同一件事的安静。
    游行队伍停在那里。
    人们站在路边，站在隔离带旁边，站在警车前面，没有人走。
    他们只是站著，看著议会山的方向，消化著那些话。
    那些话太重了，重到需要时间才能咽下去。
    咽下去之后，又在胸口烧，烧得人眼眶发红。
    一个中年男人蹲在路边，双手抱著头，肩膀微微发抖。
    旁边的人拍了拍他的背，没有问他怎么了。
    不需要问。
    所有人都知道他在消化什么。
    他抬起头，眼眶是红的，但没有哭。
    他看著旁边的人，说了一句：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想过有人会说些话。”
    旁边的人点了点头：
    “我也是。”
    在金山市，那个学政治学的女生在笔记本上写下最后一个字，把笔放下。
    她盯著自己写下的那行字。
    “我们联邦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我们有最先进的武器，最勇敢的士兵。所以——別拿『国家安全』来说事。”
    她把笔记本合上，抱在胸口，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呼了一口气。
    她旁边的男生问她：“你哭什么？”
    她伸手摸了一下脸，才发现自己哭了。
    “我没哭。”
    她说。
    但她的声音是哑的。
    在芝加市，南区那间小酒馆里，电视已经关了。
    酒馆老板把啤酒杯收起来，一个一个地擦，擦得很慢。
    他擦到第三个杯子的时候，停下来，看著杯子上的水渍发呆。
    那个年轻人还坐在吧檯前，没有走。
    “老板，”
    年轻人说。
    “那个人说的，是真的吗？”
    老板没有回答。
    他把杯子放下，拿起另一个，继续擦。
    “老板？”
    “是真的。”
    老板说。
    他的声音很低，像是在跟自己说话。
    “每一句都是真的。”
    他把杯子放回架子上，转过身来，看著那个年轻人。
    “我在南越的时候，”
    “我们也不知道在替谁打仗。但我们知道一件事——家里的人在挨冻。”
    “我们在那里打仗，家里的人在挨冻。我们死了那么多人，家里的还人在挨冻。”
    他的声音开始发抖。
    “从来没有人问过一句。从来没有人。”
    他低下头，把抹布扔进水槽里，水花溅出来，落在吧檯上，他没有擦。
    “今天有人问了。”
    他转过身，背对著那个年轻人，站在吧檯后面，肩膀微微起伏。
    年轻人坐在那里，不知道该说什么。
    过了很久，他站起来，把酒钱放在吧檯上，推开门，走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