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林恩走出来的时候,没有带幕僚,没有拿讲稿,手里什么都没有。
他走到话筒前面,站定,看著台下。
台下安静了。
“我当了三年州长。”
他开口了,声音沙哑,像是喉咙里塞了什么东西。
“三年。一千多天。我坐在那间办公室里,签了无数份文件,开了无数个会,说了无数次『正在想办法』。”
他停了一下。
“三年了。西维吉尼亚还是西维吉尼亚。还是全联邦最穷的州之一。”
“还是煤矿关了就没东西可开的州。还是那些挖了一辈子煤的人,老了以后坐在门口,没有人看一眼的州。”
台下有人动了一下,摄像机的红灯亮著。
“我不怪联邦政府。联邦政府顾不上我们。”
“他们有自己的事,自己的麻烦,自己的选民要伺候。”
“西维吉尼亚只有五张选举人票,谁会在乎?”
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我也不怪我自己。”
台下安静了一瞬。
“我尽力了。三年,我尽了全力。我跑遍了五十五个县,去了每一个能去的矿区,见了每一个愿意见我的选民。”
“我向联邦申请了无数次援助,打了无数个电话,写了无数封信。我做了我能做的一切。”
“但西维吉尼亚还是西维吉尼亚。还是全联邦最穷的州。”
他停了一下,声音低了下去。
“我在等华盛顿来救我们。等来的只有口號和文件。”
“西维吉尼亚的人要冻死了,华盛顿的会还没有开完。”
“我们这边在排队等油,国会山那边在研究『中长期战略』。我等了三年,等华盛顿来救我们。他们没有来。”
他停了一下,目光扫过台下。
“但有人来了。”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报纸,折了两折,摊在讲台上。
不是整张,是撕下来的一版。
台下的记者们伸长了脖子,有人认出来了——《查尔斯顿公报》,今天的。
“今天早上,我看了一份报纸。”
科林恩的声音低了下去。
“上面写了一个人。亨利·马歇尔,六十七岁,挖了三十四年煤。”
“取暖油断了,他把家里所有的被子都翻出来裹在身上,夜里风从窗框的缝隙里钻进来,他不敢躺下去。躺下去更冷。”
“他不怪谁。他说,你在地下挖了三十四年,把温暖送出去。”
“然后等你老了,干不动了,你就被忘了。没有人会回头看你一眼。”
他的声音开始发抖,不是紧张,是压不住的那口气。
“还有一个女人,麦克道威尔县的,丈夫死在矿上,一个人拉扯三个孩子。”
“取暖油烧完了,她把孩子裹在被子里,自己坐在楼梯口守著,怕炉子灭了冻著孩子。”
“人民党的人翻了两座山,把油送到她家门口。”
“她蹲下来,抱著那个油桶,哭了。”
“三个孩子从门缝里探出头来,最小的那个还不懂事,指著油桶说——『妈妈,我们有火了。』”
他停住了。
发布厅里安静得能听见空调的嗡嗡声。
有人低下头,有人把目光移开。
一个女记者用手背擦了擦眼睛。
科林恩把那版报纸从讲台上拿起来,举在手里。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布恩县的,洛根县的,明戈县的。每一篇都在说同一件事——有人来了。”
“不是华盛顿的人,不是白宫的人,不是国会山的人。”
“是人民党的人。是宾州的人。是那个在国会山摔门走的人。”
他把报纸放下,双手撑在讲台上,身体微微前倾。
“我今天下午宣布两件事。”
“第一,我退出共和党。从这一刻起,我不再是共和党的西维吉尼亚州长。”
台下譁然。
有人站了起来,有人扭头跟旁边的人说话,闪光灯噼里啪啦地亮起来。
科林恩没有停。
“第二,我申请加入人民党。不是以州长的身份,是以一个西维吉尼亚人的身份。”
“不是政治联盟,不是利益交换,”
“是申请。和他们每一个党员一样,填表,交申请,等批覆。”
他的声音拔高了一点。
“我不去哈里斯堡。我不去要官,不去要钱,不去要任何东西。”
“我就在这里,在西维吉尼亚,在查尔斯顿,在这间办公室里——干活。”
“我和陈时安领袖一起,和人民党一起,和那些在黑暗中坐著的人、在寒风中排队的人、把孩子裹在被子里的人——一起。”
他站直了身子。
“我等了三年,等华盛顿来救我们。他们没有来。”
“现在,有人来了。我跟他们走。”
他说完了。
没有人鼓掌。
那些记者坐在那里,看著台上那个四十多岁的州长。
鬢角已经白了,但腰杆挺得笔直——谁都没有动。
沉默持续了几秒。
然后,坐在前排的一个年轻记者站了起来。
看起来不到三十岁,衬衫领子有点皱,他开口了。
“州长先生。”
科林恩看著他。
“我也加入。”
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
发布厅里又安静了一瞬。
然后第二个人开口了。
是《查尔斯顿公报》的那个老记者,干了二十多年,见过四个州长上台下台,从来不在採访现场表露任何情绪。
但他放下笔,把笔记本合上,站了起来说了一句:
“算我一个。”
第三个人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第四个人站起来,第五个人也站起来。
不是要走,是站著,看著科林恩。
有人开始鼓掌。
不是那种集会上整齐划一的掌声,是零散的、犹豫的、一个人带起另一个人的那种掌声。
响了几秒,又停了。
然后有人喊了一声:“州长先生,我们跟你走。”
科林恩站在台上看著那些记者。
那些平时追著他问刁钻问题、把他的每一个失误都放大到报纸头版的记者。
看著他们从座位上站起来,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
他的眼眶红了。
他没有说话。
他退后一步,对著台下那些记者。
那些刚刚说出“我也加入”的人,那些从座位上站起来的人,那些还在沉默但眼睛已经湿了的人。
深深地鞠了一躬。
然后他把那版报纸折好,放回口袋,转过身,走了。
门在他身后关上了。
发布厅里,那些记者还站著。
有人低头看著手里的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的字。
本来是要写新闻稿的。
现在那些字还在,但写字的笔已经放下了。
没有人说话。
————————
那天晚上,查尔斯顿的街头,有人在黑暗中站著。
不是组织的,不是安排的,是自己来的。
一个人,两个人,十几个人。
他们站在街边,站在那个没有光的路灯下,谁都没有说话。
不知道是谁先开口的,有人喊了一声“科林恩——”,然后更多的人跟著喊起来。
声音不大,但在空旷的夜空下传得很远,撞在楼房的墙壁上,又弹回来。
没有党旗,没有標语,只有声音。
那声音在查尔斯顿的夜空里,响了很久。
第二天一早,《查尔斯顿公报》的头版换了。
不再是那个抱著油桶的老人,而是一张新的照片。
科林恩站在讲台后面,对著台下鞠躬的那一刻。
標题是:“我跟他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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