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1章 接猪回家

    她说了这两个字。
    然后站起来，拍了拍裙摆上的草屑。
    “我先回去了。明天还要赶车。晚安。”
    孙佳和周然跟著起来。三个人沿著环海路往旅舍方向走了。陈婉的背影消失在路灯和柳树的交界处。白色碎花裙在暮色里晃了两下，就没了。
    王大伟靠过来，声音压到最低。
    “她知道了。”
    “嗯。”
    “你这算——”
    “算什么不重要。”我把应急灯关了一盏，“她心里早该有数了。”
    宋青已经站起来了。她把铺在草地上当坐垫的外套拎起来，抖了抖上面的草叶和土，搭在小臂上。
    “苏予乐。”
    “嗯？”
    “你今天说的那些话——”她转过来看我，金丝边眼镜在仅剩的那盏应急灯的光里反了一下，“你萱姨要是听到了，估计又得哭一鼻子。”
    “宋导您怎么什么都知道。”
    “我不知道。我猜的。”
    她走了。
    高跟鞋踩在石板上，渐行渐远。
    收拾东西的时候李林清还在那嘟囔。
    “你们到底瞒我什么呢？苏予乐的女朋友到底是谁？比他大很多——不会是，不会是宋导吧，她刚才让我別问了？！”
    “你闭嘴吧。”王大伟把应急灯往他脑袋上轻轻磕了一下。
    张明月走在最后面。经过我身边的时候脚步放慢了半拍。
    “苏予乐。”
    “嗯。”
    “你说的那些——关於她的。”他斟酌了一下用词，“能感觉到分量。”
    说完他就走了。走了两步又回来。
    “对了，那盏应急灯你关了没？电池別浪费。”
    “……关了。”
    “嗯。”
    这就是张明月。你以为他要说什么催泪的话，他確实说了；说完之后，他的世界立刻回归到你不理解的维度里。
    ……
    最后一天。
    五月二十二號。
    上午退房，交了调研报告的终稿给方老师。他翻了几页，说了句“不错，回去之后还要改，但框架立住了”。
    中午在古城里吃了最后一顿饵块。这次我多加了辣——萱姨不在旁边管著，有点报復性吃辣的意思。吃完嘴麻了半小时。
    下午三点的高铁。
    站台上风很大。耳机里放著李林清发群里的一首歌，说是“告別大理专属bgm”。其实就是那首被用烂了的《去大理》，但这个时间点听，確实有点东西。
    车来了。
    我在站台上回头看了最后一眼——远处的苍山顶上，云层压著雪线，阳光从云的缝隙里刺出来，一束束地打在山坡上。
    上车。靠窗。
    王大伟挨著我坐。李林清和张明月在对面。
    车动了。
    手机里的最后三条消息——
    萱姨：几点到？
    我：晚上九点多。
    萱姨：我去接你。
    我打了两个字发出去：好的。
    又刪了。重新打。
    “等我。”
    发出去了。
    她回了一个字。
    “嗯。”
    然后过了十秒，又来一条。
    “你闭眼休息一会，別一路上傻盯著手机。到了我叫你。”
    又过了五秒。
    “哦对了，那面墙刷完了，你回来看。”
    三秒。
    “还有冷柜的灯换了一个。”
    两秒。
    “那个兼职的小姑娘还行，比你能干。”
    一秒。
    “快了。”
    我把手机扣在胸口，闭上眼。
    列车往东北方向跑。窗外的盆地变成了丘陵，丘陵变成平原，油菜花从视野里退场，水稻田上来了。光线一截一截地从车窗外刷过去，明暗交替的节奏打在眼皮上。
    一千二百公里。
    五个小时。
    她在那头等著。
    花店的门开著，冷柜的灯是新换的，墙是奶咖色的，檯面上摆著不知道什么花——大概是她今天新到的货，摆在最显眼的位置，故意的。
    门口的三轮车充了气，水管的接头换了——她找人换的还是自己换的？八成自己换的。那个女人什么都敢自己来。
    然后她站在吧檯后面。围裙繫著。头髮可能扎了可能没扎。穿什么衣服——大概是那件白衬衫吧，她每次等我的时候都穿白衬衫，像是一种仪式。
    或者——
    穿那件奶白色蕾丝的。
    王大伟在旁边已经睡著了，嘴微张，脑袋歪在座椅靠背上，偶尔发出一声黏糊糊的鼻息。
    李林清趴在小桌板上，手机屏幕亮著，上面是某个篮球论坛的帖子，但他的眼睛已经闭了。
    张明月是唯一还清醒的人——他在看书。一本薄薄的口袋书，封面我看不清。每隔几分钟翻一页，翻页之前会把手指在裤腿上蹭两下。
    火车穿过一个隧道。几秒钟的黑暗之后重新出来，阳光一下子涌进车厢。
    我睁开眼。
    手机还扣在胸口。拿起来看了一眼。
    萱姨的最后一条消息还停在那个“快了”上面。
    快了。
    我把手机放回口袋里。窗外的田野在飞速后退。天际线上有云，厚的薄的堆在一起，被落日染成了深浅不一的橘色和玫瑰色。
    这一千二百公里——从大理到江海，从苍山到学校，从洱海到花店——每一公里都在缩短。
    每缩短一公里，胸腔里那个位置就热一分。
    到站的时候是晚上九点十七分。
    出站口人很多。灯亮得晃眼。行李箱的轮子在地砖上滚出哗啦哗啦的声响，混在人声和广播声里。
    我拎著包，拖著箱子，从闸机口出来。
    然后我看到了她。
    人群里。出站口正对面。
    白衬衫。牛仔裤。帆布鞋。头髮扎了个马尾。手里举著一块硬纸板——上面用黑色马克笔歪歪扭扭写了四个大字：
    “接猪回家。”
    旁边还画了一只猪头。眼睛是两个圆圈，鼻孔是两个黑点，嘴巴咧著，丑得有创意。
    她看到我了。
    举著纸板的手往上举了举——怕我看不到。
    脸上的笑从嘴角一直漫到眉梢。
    跑过去的这二十米，行李箱磕了別人两次脚后跟。我来不及说对不起。
    她把纸板往旁边一扔。
    我把她抱住了。
    出站口来来往往的人从身边流过去。有人看了一眼，有人笑了一下，有人压根没注意。
    她的下巴搁在我肩膀上。马尾扫著我的耳朵，痒痒的。
    身上有花店冷柜里沾上的那股清冽的花草味，混著水蜜桃洗髮水。
    “到了。”她在我耳边说。
    “嗯。到了。”
    她从我肩膀上把脸抬起来，退开半步，上下打量了我一圈。从头到脚又从脚到头。
    “三天不见。”
    “瘦了。”
    这两个字。
    跟两年前的元宵节，她从大理回来，站在花店门口，摸著我的脸说的，一模一样。
    我笑了。
    “走吧，回家。”
    她弯腰去捡那块扔在地上的纸板。
    “这个我带走。以后每次接你都用这个。”
    “你能不能画好看点。”
    “哪不好看了？我画了一整个下午呢！你看这个猪鼻子，多传神——”
    “萱姨，我真求你了。”
    她把纸板夹在腋下，另一只手拎起我的背包带子往肩上一甩。
    “走。三轮车停外面了。”
    “你开三轮车来接我的？”
    “不然呢？开飞机？”
    人群从我们身边散开。出站口的灯白得晃眼。她走在前面，马尾一甩一甩的。帆布鞋踩在地上“啪嗒啪嗒”的声音，混在整个车站的嘈杂里，清清楚楚地传进耳朵里。
    我跟在后面。拖著行李箱。
    一千二百公里。三十多天。
    江海，我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