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春天,家安三十五岁了。三十五岁还没结婚,在泉州这地方算是个异类。陈阿圆不急,她从来不催。家寧偶尔提一句“哥,你该找了”,家安说“忙”,家寧就不再说了。家兴更不管,他自己的花店还忙不过来,哪有空管哥哥的婚事。但有人管。小芳管的。
小芳是公司的会计,从一九九四年干到现在,两年多了。她把公司的帐目理得清清楚楚,每一笔收入、每一笔支出、每一张发票、每一份合同,都编了號,入了档,装订成册,整整齐齐地码在文件柜里。她做事利索,说话利索,走路也利索。她每天骑著自行车从家里到公司,骑四十分钟,从不迟到。她穿著一件白色的衬衫,扎著马尾辫,戴著近视眼镜,镜片后面是一双不大但很亮的眼睛。她笑起来的时候嘴角往上翘,露出两颗小虎牙,白白的,尖尖的,像两颗小小的、还没有完全长出来的牙齿。
她对家安有意思。公司里谁都看得出来,只有家安看不出来。阿强提醒过他。“老板,小芳对你有意思。”家安说“什么有意思”,阿强说“就是那个意思”,家安说“哪个意思”,阿强急得直挠头,挠得头皮屑像雪花一样往下掉。他挠了半天,终於想出了一个词——喜欢你。家安说“別瞎说”,然后低下头继续看报表。报表上的数字在他眼前跳来跳去,他一个都看不进去。
一九九六年夏天,公司接了一个大单子——把一批服装从泉州运到wlmq。四千多公里,要开五天五夜。没有司机愿意跑,太远了,太累了,太苦了。阿强说他不去,老李说他年纪大了,小陈说他老婆要生了。家安说,我去。他一个人开,从泉州到wlmq,四千三百公里,五天四夜。他开过福建、江西、湖南、湖北、陕西、甘肃、xj。他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江西的山是青的,矮矮的,一座挨著一座,绵绵密密,像一幅没有尽头的山水画卷;湖南的平原是一望无际的,绿油油的稻田在风中泛起层层波澜,像大海,但比大海安静;湖北的长江很宽很宽,宽得望不到对岸,江水是黄的,浑的,急的,滚滚东流,一刻不停;陕西的黄土高原是黄的,土是黄的,山是黄的,连天都是黄的,风吹过来,黄土漫天,遮天蔽日,像一面巨大的黄色幕布;甘肃的戈壁滩是灰的,一望无际,没有人,没有树,没有草,只有石头,石头,石头。风很大,吹得他的货车摇摇晃晃,像一片树叶在风中飘著。
他一个人开著车,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一个人唱歌。他唱的是闽南语歌,《爱拼才会贏》。“一时失志不免怨嘆,一时落魄不免胆寒……”他的声音很难听,破锣嗓子,像有人在敲著一口破钟。但他唱得很投入,很大声,整个驾驶室都在震动。方向盘在他手下微微颤抖。唱著唱著,他忽然停下来,因为他想到了小芳。小芳在公司里,在办公室里,在文件柜前面,在帐本后面,在那个檯灯下面。她戴著近视眼镜,扎著马尾辫,穿著一件白色的衬衫。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想到她,他只是想到了。她的脸在他眼前晃著,圆圆的,白白的,像一轮月亮。她的眼睛亮亮的,像两颗星星。她的笑声响响的,像一串风铃。他摇了摇头,想把她从脑子里甩出去,甩不掉。她又回来了。他不再甩了,让她待著。
五天四夜之后,他到了wlmq。把货卸了,收了运费,没有休息,掉头就往回开。回来的时候没有货,车开得快一些,只开了四天三夜就回到了泉州。他开到公司仓库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把车停好,从驾驶室里跳下来,腿软了,差点跪在地上。他扶著车门站稳了,等腿不抖了才走进办公室。
小芳还在办公室,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摊著一本帐本。檯灯开著,昏黄的光照在她脸上,照在她的眼镜片上,镜片反射著光,看不清她的眼睛。她听见脚步声,抬起头,看见了家安。他站在门口,穿著一件灰色的夹克,夹克上有灰、有油渍、有汗渍。他的脸黑了,瘦了,颧骨高了,眼窝深了。他的眼睛里布满血丝,眼袋很重,像两个装满了水的气球掛在眼睛下面。他的嘴唇乾裂,起了好几层皮。
小芳看著他,看著看著,眼眶红了。“老板,你回来了。”
家安没有说话。他走到办公桌前,把那一沓运费从口袋里掏出来,放在桌上。钱是皱的,被汗洇湿了,有的还沾著油污。他把钱推到她面前。
“这是运费,你点一下。”
小芳看著那沓钱,没有动。她的眼泪流了下来,一滴一滴地滴在帐本上,把帐本上的数字洇湿了。数字模糊了,变成了一个一个的墨团。
“老板,你以后不要一个人跑那么远了。太远了,太苦了。”
家安看著她,看著她的眼泪滴在帐本上,看著那些模糊了的数字。他想说“不苦”,但他说不出来。因为他说谎了。苦,太苦了。四十多个小时的路程,一个人开车,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一个人在戈壁滩上看到日出,一个人在黄土高原上看到日落,一个人在秦岭的隧道里听到风声,一个人在河西走廊的星空下想起了一个人。
“好,不跑了。”他说。
一九九六年秋天,家安和小芳在一起了。没有谁追谁,没有谁表白,就那么自然而然地在一起了。像两棵树长在同一个院子里,根在地底下缠在了一起,分不清哪条是谁的。公司里的人早就知道了,看到他们一起吃饭、一起下班、一起走进走出,没有人惊讶,没有人议论。都觉得理所当然,水到渠成了。
一九九七年春节,家安带小芳回了陈家铺子。小芳穿著一件红色的棉袄,头髮放下来了,披在肩上,没有扎马尾辫。她画了淡妆,嘴唇上涂了一点点口红,脸红了,不知道是紧张还是冻的。她站在铺子门口,手里提著一篮水果——苹果、橘子、香蕉,用保鲜膜封著,上面繫著一个红色的蝴蝶结。
陈阿圆从灶间走出来,围裙上沾著麵粉,手上黏著金枣的糖浆,手指被糖粘住了,张不开。她在围裙上擦了擦手,走到小芳面前,看了看她。看了一会儿,从上看到下,从下看到上,从脸看到脚,从脚看到脸。
“进来坐。”陈阿圆说。
小芳走进铺子,在柜檯前面的椅子上坐下来。她把水果篮放在柜檯上,手不知道往哪放,插进口袋里,又拿出来,放在膝盖上。她看著陈阿圆,陈阿圆也看著她。两个人对视了几秒钟,谁都没有说话。
“你叫什么名字?”陈阿圆终於开口了。
“小芳。姓林,林小芳。”
“哪里人?”
“泉州人。城东的。”
“家里做什么的?”
“我阿爸在工厂上班,我阿母在家。我是独生女,没有兄弟姐妹。”
陈阿圆点了点头。她从柜檯下面端出一碗茶,放在小芳面前。“喝茶。铁观音,永春的。”小芳端起茶碗,喝了一口。茶很烫,烫得她嘶了一声,但没有停下来,又喝了一口。茶很香,有一股淡淡的花香,像春天的风从山上吹下来。
“好喝。”她说。
陈阿圆笑了。她笑的时候眼角的皱纹挤成了两把小扇子,眼下的皮肤鬆弛了,嘴角的法令纹深得像刀刻的。但她笑起来的样子,跟年轻时候在陈家铺子的柜檯后面、踮著脚尖摆金枣的时候一模一样。
家安站在旁边,看著她们喝茶。他的手插在裤兜里,紧张得手心全是汗,把手帕都洇湿了。他看著小芳端著茶碗的手,手指白白嫩嫩的,指甲涂著淡粉色的指甲油,亮晶晶的,像十片小小的贝壳。她的手指在茶碗的边沿上轻轻地叩著,一下一下的,噹噹当。
陈阿圆从陶罐里捏了一把金枣,放在碟子里,推到她面前。“吃金枣。甜。”
小芳捏了一颗金枣放进嘴里,嚼了嚼。先酸后甜,吃到最里面那一点点苦。她咽下去了。
“甜。”她说。
陈阿圆又笑了。这次她笑出了声,咯咯咯的,像一只老母鸡在叫。家安从来没有听她这样笑过。他站在那里,看著陈阿圆的笑脸,看著她的皱纹、她的白髮、她的缺了扣子的棉袄。他的眼眶红了。
一九九七年十月,家安和小芳结婚了。婚礼在承天巷口的酒楼里办的,摆了二十桌。陈家的亲戚、林家的亲戚、公司的员工、客户、朋友,坐得满满当当的。家安穿著西装,打著领带,头髮用髮胶固定住。他站在酒楼门口,迎接著每一个来参加婚礼的人。
小芳穿著白色的婚纱,头戴著花环,手捧著一束鲜花。她化了浓妆,眉毛画得弯弯的,嘴唇涂得红红的,脸上扑了粉,白白嫩嫩的。她挽著家安的手臂,站在酒楼门口,笑著迎接客人。她的笑容很好看,露出一排整齐的白牙,两颗小虎牙在灯光下闪闪发亮。
陈阿圆坐在主桌上,穿著一件暗红色的棉袄——是小芳给她买的,领口绣著金色的花,扣子是盘扣的,一颗一颗地盘著,像一朵一朵的小花。她的头髮梳得整整齐齐,用髮胶固定住。她看著家安和小芳,看著他们站在酒楼门口迎客的背影。家安的肩膀很宽,小芳的腰很细。两个人站在一起,像一棵树和一朵花。树为花遮风挡雨,花为树增添顏色。
司仪拿起话筒,清了清嗓子。“各位来宾,各位亲朋好友,今天是林家安先生和林小芳女士大喜的日子。让我们一起举杯,祝他们新婚快乐,百年好合!”
所有人站了起来,举起酒杯。酒杯碰撞的声音叮叮噹噹的,像一首没有谱子的交响乐。
家安端著酒杯,看著小芳。小芳也看著他。两个人的眼睛对视著,谁都没有说话。但他们的心里在说话。他说,我会对你好的。她说,我知道。他说,我会让你过上好日子的。她说,我知道。他说,我会一直陪著你。她说,我知道。他们喝了交杯酒。酒是红的,像血,像火,像夕阳。
一九九八年春天,陈阿圆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事。她把陈家铺子旁边的那个店面也盘了下来。那是家兴的花店,花店还在,她不是要赶走家兴,是要把花店和杂货铺打通,开一个超市。不是小卖部,不是杂货铺,是超市。自己选货,自己拿货,出门结帐那种。
家兴第一个支持。“阿母,我支持你。花店和超市打通了,客人买完花顺便买点东西,买完东西顺便买束花,生意会更好。”
家寧第二个支持。“阿母,你早该这么做了。现在城里到处都是超市,就我们这条巷子没有。你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家安第三个支持。“阿母,你要多少钱?我出。”
陈阿圆看著他们。家安的头髮也白了,不是全白,是花白,黑的和白的混在一起,像黑白混纺的布。他才三十七岁,看起来像五十岁的人。他的眼袋很重,皱纹很深,背微微驼了。他站在她面前,像一棵被风吹弯了的树。那棵树还没有断,它弯著,但没有断。
她伸出手,握住了他的手。
“你的钱留著,你自己要用。我有钱。”
一九九八年夏天,陈家铺子旁边的店面开始装修。工人把两个店面之间的墙打通了,在中间开了一个大门洞。门洞很大,有两米多宽,两个人並排走都不会撞到肩膀。家兴把他的花往里面挪了挪,腾出一半的地方给陈阿圆。陈阿圆请木匠做了几个货架,一排一排的,整整齐齐,像一列列等待检阅的士兵。她在货架上摆了各种各样的商品——酱油、醋、盐、糖、味精、鸡精、料酒、蚝油、香油、辣椒酱、豆瓣酱、番茄酱、花生酱、芝麻酱、方便麵、火腿肠、罐头、饼乾、糖果、巧克力、薯片、瓜子、花生、饮料、水、啤酒。
她还买了一台收银机,银灰色的,按键很多,有数字键、功能键、结算键。她学了两天才学会怎么用,手指在按键上慢慢地按著,嘀嘀嘀的,像一只小鸟在叫。她把收银机放在柜檯的左边,右边还是那台旧算盘算盘珠子磨得发亮,木框已经裂了,用胶布缠著。新和旧並排站在一起,像两代人,像两种时代。
一九九八年八月,陈家超市开业了。没有鞭炮,没有花篮,没有红绸。门头上掛著一块新做的招牌——白底红字,“陈家超市”。字是家寧写的,用毛笔写在纸上,家安拿去gg公司做成招牌。招牌掛在门头上,在阳光下发著光。
第一个走进超市的是那个老太太——那个每天来买一颗金枣的老太太。她拄著拐杖,穿著一件深蓝色的对襟大褂,头髮全白了,梳成一个髻,用黑色的髮夹別在脑后。她的背更驼了,头往前伸,下巴快碰到胸口了。她走进超市,在货架前面转了一圈,看看这个,摸摸那个。她拿起一瓶酱油,看了看標籤,放回去。又拿起一包盐,看了看,放回去。她走到金枣的货架前面,停下来,伸出手,从罐子里捏了一颗金枣,放进嘴里,嚼著。
陈阿圆站在收银机后面,看著她。
老太太嚼完了金枣,咽下去了,从口袋里摸出一分钱,放在柜檯上。一分钱是铝的,银白色的,很轻,放在柜檯上几乎没有声音。她转过身,拄著拐杖,慢慢地走出了超市。走到门口停了一下,没有回头。“好好开。你阿爸在天上看著。”她走了,脚步声在青石板上噠噠噠的,由近及远,由远及近,最后消失在了巷口。
第二个走进超市的是林伯。他拄著拐杖,从巷子深处的院子里走出来。他走得很慢,两百米的巷子他走了將近二十分钟。他走到超市门口,在门槛上坐下来。陈阿圆给他倒了一碗茶,他接过去喝了一口,放在脚边,看著巷子里来来往往的人。
“你阿爸以前也这样。下午没什么生意的时候,搬一把椅子坐在门口,泡一壶茶,看著巷子。我问他看什么,他说看路。我说路有什么好看的,他说路好看。路每天都不一样。”他站起来,拄著拐杖,慢慢地走出了超市。
陈阿圆站在收银机后面,看著门口。阳光从门口照进来,照在货架上,照在商品上,照在收银机上,照在她的脸上。她的脸上有皱纹,白髮,老人斑。但她还在。铺子还在。路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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