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春天,小芳怀孕了。家安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坐在办公室的皮椅子上,面前摊著一本帐本。帐本是红色的,硬壳封面,上面印著“林家安运输有限公司”几个烫金的字。他的手指在帐本上慢慢地划著名,一行一行,从第一行划到最后一页。
小芳推门走进来。她穿著一件宽鬆的碎花裙子,裙摆很长,盖住了脚踝。她的头髮披著,没有扎马尾辫,刘海被风吹乱了,搭在额前。她手里拿著一张纸,白纸黑字,折了两折,方方正正的,像一个信封。
“老板,你看看这个。”她把那张纸放在帐本上。
家安拿起那张纸,展开。是一张b超单,上面有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有一个模糊的、圆圆的、像一颗花生米一样的小东西。小东西蜷缩著,头朝下,脚朝上,像一个在娘胎里倒立的人。他把照片凑到檯灯下,对著光看。檯灯的光穿过照片,那个小东西在光线下变得更模糊了,但他能看清它的轮廓了——圆圆的脑袋,比身体还大;小小的身体,蜷成一个月牙形;细细的四肢,像四根刚刚发芽的豆芽,又短又细,几乎看不清楚,但他知道它们在那里。它们在慢慢地长,一天一天地长,从短变长,从细变粗,从软变硬。它会长出手指、脚趾、指甲、指纹,会长出眉毛、睫毛、头髮,会长出鼻子、嘴巴、耳朵、眼睛。它会睁开眼。
“这是什么?”他问。他知道是什么,但他还是问了。他不敢相信。他把它举在手里,像举著一块圣物。
小芳笑了。她笑的时候,嘴角往上翘著,露出两颗小虎牙,白白的,尖尖的,像两颗小小的、还没有完全长出来的牙齿。
“这是你的孩子。”
家安的手开始发抖。那张b超单在他手里沙沙地响,像一片被风吹动的枯叶。他把照片放回桌上,把b超单折好,放进口袋里,拍了拍口袋。他突然站起来,走到小芳面前,想要抱住她,手伸到一半又缩了回来,怕碰伤了她的肚子。他看著她,她看著他,两个人谁都不说话,但眼里都亮亮的。
“几个月了?”他的声音在抖。
“三个月。”
“你怎么不早说?”
“我也是刚知道。我这个月没来,去检查了,才知道有了。”小芳的脸上带著一种说不清楚的表情——嘴角往上翘著,但眼眶是红的。她想笑,又想哭。她想抱住家安的脖子,把脸埋在他的胸口,听他的心跳。她又想推开他,一个人坐到窗边去,摸著肚子,看著窗外的天。
她从来没有怀过孕,不知道怀孕是什么样的感觉。她的肚子里有一个小东西在慢慢地长大,一天一天地长。它会从一颗花生米长成一个苹果,从一个苹果长成一个西瓜,从一个西瓜长成一个孩子。它会从看不见到看得见,从摸不著到摸得著。它会踢她。会翻跟头。会打嗝。会伸懒腰。会吮手指。会做梦。她不知道它会梦到什么,但她知道它的梦是甜的。因为她的血是甜的,她的汗是甜的,她的泪也是甜的。
家安从办公桌后面走出来,站在小芳面前。他伸出手,摸了摸她的肚子。肚子还是平的,硬硬的,像一块木板。他把手贴在上面,手指微微蜷著。他在等,等那个小东西在里面动。它才三个月,太小了,小到连手和脚都还没有长出来,小到只有一颗花生米那么大。但它有一颗心,那颗心在跳。他听到了,扑通,扑通,扑通。像鼓,像钟,像马蹄。像他阿公陈远水从缅甸走回泉州时,那条路上的脚步声。一步,一步,一步。三千里的路,三千里的脚步声。那些脚步声匯成了一条河,那条河从缅甸流到泉州,从泉州流到永春,从永春流回家安的身体里。现在,那条河从他的身体里流进了小芳的肚子里,流进了那个只有花生米大小的孩子的身体里。河不会断。
小芳低下头,看著家安的手贴在她的肚子上。他的手很大,粗糙,黝黑,指甲盖上有白色的斑点,是缺钙的表现。他的手掌上有厚厚的茧子,摸上去像砂纸。她把手盖在他的手上,两个人的手叠在一起,像两片树叶叠在一起,像一个被压扁的蝴蝶標本。它被压在玻璃板下面,薄薄的,透明的,翅膀张著,不能飞了。但它还是蝴蝶。它的翅膀上有花纹,眼睛,鳞粉。那些鳞粉在阳光下闪著光。
“你想要男孩还是女孩?”她问。
“都好。”家安说,声音很轻,轻得只有小芳能听到。他说话的时候,热气喷在她脸上,痒痒的,她没有躲。
“我想要一个女孩。”小芳说。她的声音也很轻,轻得只有家安能听到。“女孩像你,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笑起来有两个酒窝。像家寧那样,像阿母那样,像阿嬤那样。圆脸,大眼睛,酒窝。这是我们陈家的脸。”
她的手在家安的手上面慢慢地移动著,手指在他的手背上画著圈,一圈一圈的,像树的年轮,像水的波纹,像唱片的纹路。她画了很多圈,从手指画到手背,从手背画到手腕,从手腕画到手臂,从手臂画回手指。那些圈连在一起,像一条没有尽头的路。小芳的肚子大起来了。像吹气球一样,一天一个样。她走路开始费劲了,要扶著腰,一步一步地慢慢走,像一只企鹅。她不能骑自行车了,家安每天开车接送她。他把车停在公司门口,按一下喇叭,嘀——长长的,像在跟谁打招呼。
小芳从办公室里走出来,一只手扶著腰,另一只手提著包。她穿著一件孕妇裙,蓝底白花的,裙摆很大,像一把撑开的伞。她走到车旁边,拉开车门,坐进副驾驶,先把脚放进去,再把屁股挪进去,再把腰靠进去,再拉安全带。安全带拉不出来,卡住了,她拉了好几下,拉不出来。家安探过身去帮她拉,拉出来了,把安全带绕过她的肚子,插进卡扣里。她的肚子顶著方向盘,他要把座椅往后调,调到最靠后。
她坐在副驾驶上,手放在肚子上,手指轻轻地摸著。孩子在里面踢她了,踢得她皱了一下眉头。家安问她怎么了,她说没事,孩子在踢我。家安伸出手,摸了摸她的肚子。肚子是硬的,圆的,像一个皮球。他把手贴在上面,感觉到了——咚,咚,咚。孩子的脚在踢他阿爸的手,隔著肚皮,隔著小芳的皮肤、脂肪、子宫,那力气很小,像一只蚂蚁在爬,像一片羽毛在飘,像一滴雨在落。但他感觉到了。那是他的孩子在跟他打招呼。爸,你好。我在这里。我很好。你別担心。
他笑了。他笑著笑著,眼眶红了。
孩子满月那天,陈阿圆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事。她把自己这些年攒的钱从陶罐里全拿出来了,数了两遍,一共三万多块。她把钱分成三份,一份给家安,一份给家寧,一份给家兴。每一份都用红纸包著,上面写著名字。
她把家安的那份递给他。“这是给你女儿的。存起来,等她长大了用。”
家安接过红包,打开,里面是厚厚一沓钞票,有十块的,有五块的,有两块的,还有一块的。他数了数,一万多块,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阿母,这些钱你攒了多少年?”
陈阿圆想了想。“从你阿妹上大学那年开始攒的。一九七九年到现在,二十年了。”她的手在膝盖上慢慢地搓著。“我每天卖金枣,卖醃茶叶,卖虾酱。一分一分地攒,一毛一毛地攒,一块一块地攒。攒够了,给你。给你阿妹,给你弟。”
她从口袋里掏出那枚铜板——就是陈远水从缅甸带回来的那枚铜板,磨得发亮,中间的方孔被一根红绳穿著,红绳已经褪色了。
“这个给你女儿。这是你阿公从缅甸带回来的。他走的时候留给了我。我现在给你们。”
家安接过铜板。铜板很小,很轻,放在手心里几乎没有重量。但他觉得它很重,重得像一块石头,重得像一座山。他把铜板攥在手心里,攥得紧紧的。他在手心里感受著它,圆的,硬的,凉的,中间的方孔硌著他的掌心。
二〇〇〇年春天,陈家超市又扩大了。她把隔壁的店面也盘了下来,把超市的面积扩大了一倍。请了一个设计师来重新装修——地面铺了瓷砖,白色的,亮晶晶的,能照见人影。墙上刷了乳胶漆,米黄色的,暖暖的,像冬天的阳光。货架换成了新的,铁质的,银白色的,一排一排的,整整齐齐。她在门口装了一个灯箱,白底红字,“陈家超市”,晚上亮了,红红的,亮亮的,远远就能看到。整条承天巷都被照红了。
她请了三个员工——两个收银员,一个理货员。收银员都是年轻姑娘,高中毕业,会算帐,会用电脑,嘴甜,手脚麻利。理货员是个小伙子,二十出头,有力气,搬货、码货、整理货架,一个人顶三个人用。她站在收银机后面监督著他们,看著他们扫码、收钱、找零、装袋。一遍又一遍,一天又一天。
有一天,她实在忍不住了。她走过去,对收银员说:“你让开,我来。”收银员站起来,让到一边。陈阿圆站到收银机前面,拿起一个商品,把条形码对准扫描头,嘀的一声,商品的价格和名称出现在屏幕上。她又拿起一个,嘀,又拿起一个,嘀,嘀,嘀。
她连著扫描了十几个商品,然后停了下来。她看著屏幕上的那些商品,那些价格,那些数字。那些数字在屏幕上跳动著,她想起了一个人——陈远水。陈远水站在陈家铺子的柜檯后面,手里拿著一把算盘,低著头,手指在算盘珠子上噼里啪啦地拨著。
那些珠子在他手下跳舞,上上下下。他的眉头皱著,额头上三道抬头纹挤成了一个川字。
她的眼泪流了下来。没有声音,没有抽泣,一点声音也没有,就那么静静地、慢慢地、无声无息地从眼眶里溢出来,顺著脸上的皱纹往下流,流到嘴角,咸的。她用手背擦了,又流出来了。她又擦,又流出来了。她不擦了,让它流。
二〇〇〇年夏天,家安的女儿会翻身了。她躺在床上,两条腿蹬著被子,把被子蹬到了床下。她侧过身,翻了一个跟头,从床的这边翻到了那边。她趴著,抬起头,看著前方。前方什么都没有,但她看得很认真。她在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很大,她还没有去过別的地方,还没有见过別的人。她见过的人只有几个——阿爸、阿母、阿嬤、阿姑、阿叔、阿公阿嬤。她把这几个人记在了心里,记在了她还没有发育完全的大脑里。她记住他们的脸,记住他们的声音。
家安给她取了一个名字。叫林恩慈。恩慈,恩惠和慈爱。恩是从哪里来的?从陈远水那里来的,从那条从缅甸到泉州的路那里来的。陈远水挑著箩筐走在滇缅公路上,箩筐里坐著四岁的陈阿圆和她的弟弟。他走得很慢,但很稳。他在泥泞的路上走著,在碎石的路上走著,在炮弹炸出的坑坑洼洼的路上走著。他的脚上全是血泡,肩上全是淤青,但他没有停下来,因为他的身后是他的孩子。他把恩惠和慈爱挑在肩上,从缅甸挑到了泉州,从泉州挑到了永春,从永春挑回了泉州。那条路,叫恩慈。
陈阿圆抱著林恩慈,站在陈家超市门口。她指著门头上的招牌,教她认字。“陈,家,超,市。”一个字一个字地念,念得很慢,念得很清楚。林恩慈看著那块招牌,看著那些红色的字在阳光下发光。她听不懂,但她觉得很好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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