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03章 剧情爭议

    接下来的日子，沈逸川像是被什么东西附了身。
    每天天不亮就爬起来，坐到那张吱呀作响的旧桌前，研墨铺纸，埋头写。油灯从清晨燃到深夜，灯芯剪了又剪，火苗一跳一跳的，把他的影子投在木板墙上，像一只不知疲倦的剪影戏。
    他的笔速很快。
    前世的记忆像开了闸的水——那些看过的谍战剧、谍战小说，一幕一幕地从脑子里往外涌。《潜伏》第一集的开场，余则成暗杀李海丰，这个情节他记得清清楚楚。原主的记忆又从旁补充：真实的军统行动中有过类似的案例，刺杀叛徒的细节、接头的手法、传递情报的暗號，他都亲身参与过，或者听同事们酒后吹嘘过。
    两股记忆拧在一起，落在纸上就变成了活生生的文字。
    他这样写——
    “1945年春，南京。汪偽政权摇摇欲坠，重庆方面的情报人员在沦陷区活动频繁。余则成站在新街口的一家茶馆二楼，隔窗望著对面的『大东旅社』。目標：李海丰，汪偽特工总部南京站副站长。此人原是军统老人，三年前投敌，手上沾了不少自己人的血。今夜的刺杀令，直接从重庆下达。”
    细节一个接一个地往外冒。李海丰的出行规律、贴身保鏢的人数、撤退路线的选择、备用方案的设置。他甚至写到了当天南京的天气——阴天，有小雨，適合行动，因为雨天路人少、枪声会被雨声掩盖。
    写到这一段的时候，沈逸川的手微微停了一下。
    原主的记忆告诉他，1945年春天南京確实下过一场细雨。那一年他也在南京，执行过类似的任务。他记得雨水打在脸上是什么感觉，记得撤退时踩到碎玻璃硌脚的痛，记得完成任务后躲在巷子里大口大口地喘气。
    他把那些感受都写了进去。
    林婉清端茶进来的时候，见他在那里奋笔疾书，愣了一愣。
    “你慢点写，又不是赶著投胎。”
    沈逸川头也没抬：“就是赶著投胎。再拖几天，米缸就真见底了。”
    林婉清没再说话，把茶放在桌角，轻轻转身出去了。她看了一眼桌上堆得歪歪斜斜的稿纸，目光里有担忧，也有一点说不清的东西——像是希望。
    笔名的事，沈逸川没再跟林婉清商量。
    那天晚上他在桌上铺开稿纸，在標题“《潜伏》”下面工工整整地写了三个字——“李少將”。林婉清站在他身后看见了，什么也没说。她知道这个笔名已经定了，再说也是多余。
    沈逸川写完后搁下笔，端详了一下那个署名，忽然笑了一声。
    “你笑什么？”林婉清问。
    “笑我自己。”沈逸川说，“当年在军校的时候，教官告诉我们，做情报工作最重要的就是隱藏身份。现在好了，我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叫『少將』——全香港都知道我是个写小说的『少將』，反而没人知道我真当过少將。”
    林婉清看了他一眼，没接话。她觉得这话有道理，但又觉得哪里不对劲。不过她懒得深究了，只要人能安全，叫什么都行。
    第二天，他把写好的前三章拿给林婉清看。
    林婉清虽然是女流之辈，但出身南京的书香门第，从小读过不少书。她嫁进沈家之前，娘家请过先生教她读经史子集，《红楼梦》《水滸传》都翻烂了。后来到了重庆，没事的时候也看小说，是应酬太太圈中公认的“读得多、看得细”。
    她把稿纸仔仔细细地看完了一遍，眉头拧在一起。
    “怎么？”沈逸川有点紧张。
    林婉清没有马上回答，而是又把第一章翻回去，从头读了一遍。这一次她读得很慢，有时候停下来，默念两遍，再继续往下读。
    沈逸川坐在对面，手心有点出汗。他前世写过最多的是工作报告和年终总结，从来没写过小说。虽然他脑子里有现成的剧情和桥段，但落笔成文是另一回事。他怕自己写得太乾巴、太生硬、太像公文。
    林婉清终於放下稿纸。
    “你以前写过东西吗？”她问。
    “没有。”沈逸川老实说。
    “那你这水平是从哪儿来的？”林婉清的目光里有惊讶，“这个开篇，刺杀李海丰这段，写得像是你真的在场一样。那种紧张感、压迫感，不是编得出来的。”
    沈逸川没有接话。
    他能说什么？说他前世看了五百遍《潜伏》，把台词都背下来了？还是说原主真的在军统干过、那些细节原封不动就是他经歷过的事？
    “你別问来歷，”他含糊地说，“你就说，能不能卖出去？”
    林婉清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她把稿纸翻到某一页，指著上面一段说：“你这里写余则成连夜赶回军统局匯报，戴笠亲自接见了他。然后你描写了戴笠的办公室——墙上掛的地图、桌上摆的茶杯、窗帘的顏色，这些都很真实。”她顿了顿，“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你写戴笠，涉及的细节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他为胡蝶私运物资的那件事。”林婉清的声音压得很低，“这件事是真的吗？”
    沈逸川沉默了。
    胡蝶是民国影后，戴笠对她有一段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据传戴笠曾动用自己的关係网，为胡蝶从沦陷区私运了一批贵重物资。这件事在军统內部是公开的秘密，原主亲眼见过那批物资的单据。
    “是真的。”他说。
    “那你就不能写。”林婉清的口气很坚决，“戴老板虽然死了，但他的旧部还在台湾。你写他为胡蝶私运物资，等於是把戴老板的私生活公之於眾。那些人会放过你吗？”
    沈逸川没有立刻反驳。
    他知道林婉清说得有道理。戴笠1946年坠机身亡，死后蒋介石给了他极高的评价。军统系统的人提到戴笠，至今还是那两个字——“戴老板”，语气里带著敬畏和怀念。如果他写戴笠的私德瑕疵，等於是在戴老板的坟头蹦迪。
    更何况，原主的记忆告诉他，戴笠对他有知遇之恩。
    1933年，沈逸川刚从南京中央军官学校毕业，被分配到特务处当一个小小的行动队员。是戴笠把他从一堆新人里挑出来，送他去特训班深造；后来升少將的时候，也是戴笠在蒋介石面前提了他的名。虽然1947年他被边缘化的时候戴笠已经死了，但那份恩情，原主记了一辈子。
    “我理解你的顾虑，”沈逸川放下手中的笔，“但我得跟你说明白一件事——读者看谍战小说，看的是什么？看的就是真实感。如果我把所有的真事都抹掉，只剩下一堆虚头巴脑的编造，谁会花钱买？”
    “那也不能拿戴老板开刀。”
    “我没有开刀。”沈逸川说，“我只是写了那么一句半句，根本没有指名道姓。知道的人看得出这是戴笠，不知道的人就当做是普通的情节。再说了——”他想了想，换了一个角度，“戴老板已经死了六年，他的旧部就算有意见，也不敢因为一本小说里的几句话就跳出来闹。闹了，就等於承认小说里写的是真的。”
    林婉清沉吟良久。
    她知道沈逸川说的有道理，但她更担心的是后果。这个女人跟了他十几年，见过太多因为一句不该说的话而身陷囹圄的人。
    “你要写，我不拦你。”林婉清最后说，“但你得答应我——能刪的就刪，能不写就別写。”
    沈逸川点了点头，但心里想的是：该写的还是得写。
    那一夜，他翻来覆去地想这件事，后来索性不睡了，坐到桌前把这些段落重新过了一遍。他做了一些调整：去掉了一些过於直白的细节，但保留了戴笠那段的核心衝突，只是在描写上更加隱晦，没用胡蝶这个名字，毕竟这个女影星现在还活跃在影坛上，他怕以后在香港真碰了，被她给告了。
    真实，但不露骨。
    这是他定下的写作原则。
    接下来的几天，沈逸川进入了一种近乎癲狂的写作状態。
    每天鸡叫头遍就起来，坐到桌前写，写到日上三竿才停下来吃口饭。吃完饭又坐到桌前，写到天黑。天黑之后点上油灯，写到半夜。林婉清催他睡觉，他嘴上答应，手却不停。
    稿纸用完一张又一张，墨研了一遍又一遍。他的字从前是標准的馆阁体，工整但缺少生气；现在写著写著，笔锋反而放开了，横竖撇捺之间有了力度，像是压抑了半辈子的东西终於找到了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