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22章 阮清源的选择

    阮清源在香港已经待了十一天。
    毛人凤给他的期限是两个星期，现在已经过去了大半。他住在一家不起眼的旅馆里，房间不大，窗户临街，能听见电车驶过的叮噹声和市井的嘈杂。桌上摊满了报纸、剪报、手稿复印件和一本写满了线索的笔记本。菸灰缸里堆满了菸头，房间里的空气混浊得像隔了夜的茶。
    最初的线索是从一个印刷厂发行员嘴里掏出来的。
    那个发行员姓陈，四十出头，禿顶，啤酒肚，在几家小印刷厂之间跑来跑去，赚一点微薄的中介费。阮清源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在一家茶餐厅里吃午饭，面前摆著一碗云吞麵和一杯冻奶茶。阮清源在他对面坐下，亮了一下保密局的证件，那人的筷子差点掉进碗里。
    “我问你几个问题，”阮清源的声音不大，但有一种让人无法拒绝的平稳，“你帮谁送过稿子到《香港商报》？”
    发行员的嘴张了张，又闭上了。他看了看四周，確认没有人注意他们，才压低声音说：“长官，我只是个跑腿的，什么都不知道……”
    “知道什么就说什么。”阮清源把一沓港幣推过桌面，不多不少，刚好够他跑半个月腿的辛苦钱。
    发行员的眼睛亮了一下，又迅速暗下去。他把钱收进口袋，咽了咽口水，说：“確实有一个人。不是经常来，但来过几次。穿长衫，高个子，四十来岁。每次都是拿牛皮纸包著的稿子，让我送到《香港商报》给张编辑。他给的钱不少，所以我记得。”
    “长什么样？”
    “瘦长脸，眼睛不大，鼻樑挺高的。说话带一点北方口音，但不重。走路很快，步子很大。”
    阮清源在本子上记下了这些特徵。他又问了几个问题，发行员再也提供不出更多的信息了。但他给了阮清源一个方向——那个穿长衫的高个子，最后一次出现是在九龙城寨附近。
    九龙城寨。香港最混乱的地方，三不管地带，黑帮盘踞，藏污纳垢。如果一个人想在香港躲起来，九龙城寨是最好的选择之一。
    阮清源开始在九龙城寨周边蹲守。
    第一天，没有收穫。
    第二天，没有收穫。
    第三天傍晚，他在一家茶餐厅靠窗的位置坐著，面前放著一杯已经凉透的咖啡。街上人来人往，有买菜回家的主妇，有放学的孩子，有下班的工人。他的目光像一架精密的扫描仪，在人群中来回扫视。
    然后他看到了一个人。
    那人穿著灰布长衫，个子很高，步子很大，从街角转出来，沿著马路往北走。他走得很快，但步伐很稳，不像是在赶路，更像是一种习惯。他的脸在夕阳的余暉中半明半暗，但阮清源看清了——瘦长脸，眼睛不大，鼻樑挺高。
    发行员描述的特徵，全对上了。
    阮清源没有立刻跟上去。他等那人走出十几步，才站起来，在桌上丟下茶钱，不紧不慢地跟在了后面。
    那人的反跟踪意识很强。
    他走了不到两百米，忽然停下来繫鞋带。阮清源早有准备，在他停下的同一时刻转身走进了一家杂货店，假装在挑选商品。那人系完鞋带，站起来，继续往前走。阮清源从杂货店出来，隔著半条街的距离，继续跟著。
    又走了一段，那人忽然拐进了一条巷子。阮清源跟进去的时候，巷子里空空荡荡，什么人也没有。他站在巷子中间，前后看了看，然后抬头——二楼有一扇窗户开著，窗台上放著一盆快要枯死的仙人掌。
    那人从窗户翻进去了。
    阮清源记住了这栋楼的位置。
    他没有急著行动。接下来的几天，他换了不同的衣服、不同的帽子，在不同的时间段出现在这栋楼附近。他观察那人的出入规律，观察他家里有没有其他人，观察他跟什么人接触。
    那人每天早晨七八点钟出门，有时候去菜市场，有时候去报摊，有时候只是在街上走一圈就回去。下午基本不出门，晚上偶尔会出来散步。他身边有一个女人和三个孩子——女人大概三十七八岁，衣著朴素但整洁，举止端庄；孩子们大的十来岁，小的五六岁，上学、放学、玩耍，跟普通的香港家庭没什么两样。
    阮清源拍了几张照片，但没有行动。
    他在等。等一个確认的机会。
    第五天晚上，机会来了。
    那人一个人出门，沿著弥敦道往南走了很远，拐进一条小街，走进了一家茶馆。阮清源跟进去，坐在角落里，要了一壶普洱。那人坐在靠窗的位置，背对著他，要了一壶乌龙和一碟花生米，翻开一份报纸，慢慢看。
    阮清源从他的侧面观察了几分钟。
    然后，那人忽然转过头来，看了一眼窗外的街景。
    阮清源看到了他的正脸。
    那一瞬间，阮清源的手指微微颤了一下。
    他见过这张脸。
    不是在香港，不是在最近，而是在很久以前——1946年的重庆。
    那时候阮清源刚从外勤调回重庆述职，在军统总部的大楼里见过这个人。当时有人给他介绍过：“这是沈逸川沈將军，刚从南京调过来。”他记得沈逸川当时穿著一身笔挺的军装，肩上的少將军衔在灯光下闪闪发亮。他的腰板挺得很直，说话不紧不慢，给人一种沉稳可靠的感觉。
    但他也记得另一件事——有人私下告诉他，沈逸川已经被边缘化了。戴笠死后，新上来的人不待见他，他这个少將有名无实，迟早要被踢出军统。
    果然，到了1947年，沈逸川就靠边站了。再后来，听说他带著一家老小去了香港，之后就再也没有消息。
    没想到，会在这里、以这种方式重逢。
    当街卖字？不，比卖字更离谱——写小说。而且写的是军统內幕，写的是天津站，写的是吴景中，写的是那些只有內部人才知道的陈年旧事。
    阮清源坐在茶馆的角落里，看著沈逸川的背影，心里翻涌起一种复杂的情绪。
    他想起1946年的重庆，那时的沈逸川还是少將，而他只是一名普通的外勤人员。少將看他的时候，目光平和，没有架子，还问了一句“刚从外面回来？辛苦了”。那时候的军统，虽然內部已经暗流涌动，但至少表面上是团结的。
    现在呢？军统已经没了，成了一个叫保密局的新机构。他还在为这个机构卖命，而沈逸川已经沦落到靠写小说养家餬口的地步。
    他忽然觉得喉咙有点发乾。
    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已经凉了。
    他没有再跟下去。
    回到旅馆，阮清源关上门，从行李箱里翻出一本厚厚的旧笔记本。那是他个人的档案摘录本，多年来搜集的军统內部人员信息，密密麻麻写了几百页。他翻到“沈”字开头的那一页，找到了沈逸川的名字。
    上面写著：
    “沈逸川，1911年生，南京中央军校毕业。1938年入军统，1945年晋升少將。1946年戴笠死后靠边站，1947年正式边缘化。1949年携妻林氏及三子女赴港。此后情况不详。”
    他放下笔记本，点了一根烟。
    脑子里有两个声音在打架。
    一个声音说：他找到了“李少將”，应该立即上报，毛人凤在等结果。抓到这个人，就是大功一件，升官发財不在话下。
    另一个声音说：上报了又怎么样？把沈逸川抓回台湾，然后呢？他会死在保密局的审讯室里，他的老婆孩子会流落街头。这就是你想看到的？
    他猛吸了一口烟，呛得咳嗽了两声。
    他又想起一件事——沈逸川全家在香港，差一点饿死。一个曾经的军统少將，差一点饿死。
    他不是没见过穷困潦倒的军统旧人。撤到台湾之后，太多人被裁撤、被冷落、被遗忘。有的在街头卖红薯，有的在码头扛大包，有的连饭都吃不上。他自己呢？虽然还在保密局掛著职，但谁知道哪天就会被一脚踢开？毛人凤的为人，他不是不清楚。今天能用你，明天就能弃你。
    兔死狐悲。这四个字从脑子里冒出来的时候，阮清源没有把它按回去。
    他把菸头掐灭，拿起笔，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行字：“李少將疑似已离港，线索中断。建议暂停调查。”
    想了想，又补充了一句：“香港警方已介入，不宜继续深入。”
    这是半真半假的报告。香港警方確实在关注这件事——不是因为关心“李少將”，而是因为保密局的人在香港活动，触犯了英国人的忌讳。英国人不喜欢国民党特务在他们的地盘上乱窜，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向台湾表达了不满。
    但“线索中断”是假的。线索没有中断，他清楚地知道沈逸川住在哪里、长什么样、家里有几口人。
    他把报告折好，装进信封。
    然后又抽出来，看了一遍，嘆了口气，重新装进去。
    毛人凤收到这份报告的时候，雷霆大怒。
    电话是从台北打来的，毛人凤的声音大到隔著话筒都能感受到怒气：“阮清源，你在香港待了十几天，就给我带回来这个？”
    阮清源握著听筒，语气平静：“局座，线索確实断了。那个印刷厂发行员只见过送稿人两次，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我怀疑『李少將』已经离开了香港。”
    “怀疑？你凭什么怀疑？”
    “凭常识。吴景中登报之后，整个香港都知道『李少將』被盯上了。换了我是他，我也会跑。”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
    “继续查。”毛人凤的声音冷得像刀，“就算是跑了，也要查清楚他跑到哪里去了。我再给你一个星期。”
    “局座，”阮清源说，“香港警方已经开始注意我们了。英国人那边不好惹，如果再待下去，恐怕会引起外交纠纷。”
    又是一阵沉默。
    “你先回来。”毛人凤最终说道，“让王升接替你。”
    阮清源应了一声，掛断了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