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川的声明见报后的第三天,港英政府的政治顾问紧急召集了一次跨部门会议。
会议在中环的辅政司署举行,不大的会议室里坐满了人。警察署、政治部、情报科,各路人马到齐。主持会议的是英国驻港政治顾问安德鲁·格雷,一个五十多岁的瘦高个儿,头髮花白,说话带著浓重的苏格兰口音。他来香港已经八年,对这里的局势了如指掌,深知这颗东方明珠的表面繁荣之下藏著多少暗流。
桌上摊著几份《香港商报》,头版头条被红笔圈了出来。旁边还放著一份翻译成英文的声明摘要,以及一份关於沈逸川背景的初步调查报告。
格雷用指尖敲了敲那份声明,环顾四周。
“各位,这份声明你们都看过了。谁能告诉我,这个叫沈逸川的人,到底有多大能量?”
警察署的情报科主任先开了口。他四十出头,姓陈,是华人,但对英国人忠心耿耿。他把沈逸川的履歷简要概括了一遍:前军统少將,1947年被排挤,1949年流落香港,靠写小说为生。“根据我们的调查,他目前没有发现与任何政治势力有联繫。他写小说確实是为了赚钱养家。”
“那他说手里有机密材料——”格雷追问,“可信度有多少?”
会议室里沉默了几秒钟。
警察署署长鲍威尔接过了话头。他是个六十来岁的胖子,红脸膛,说话声音洪亮。他来香港二十年,从巡警一路做到署长,对香港的犄角旮旯比谁都清楚。
“格雷先生,问题不在於『可信度』,而在於『风险』。”鲍威尔把一份文件推到桌子中间,“沈逸川昨天被我们请到署里谈话时,主动展示了一些东西。我建议你先看看这个。”
格雷戴上眼镜,拿起那份文件翻看。只看了一页,他的眉头就拧成了一个疙瘩。
那是几份情报摘要,时间標註在1946年至1947年之间。內容涉及军统在香港的活动记录,其中最刺眼的几行字是这样的——“1946年3月,指令暗杀《华商报》编辑刘某”“1946年8月,与港英警察署某华人探长接触,要求协助监视民主人士”“1947年1月,策划对某民主人士住所投掷燃烧弹”。
格雷放下文件,摘下眼镜,揉著鼻樑。
“这些……是真的?”
鲍威尔耸了耸肩:“有一部分是我们知道的,有一部分——我们不知道。但根据他的描述,那些『不知道』的部分,我们派人去查了当年的档案,確实有对应的事件记录。也就是说,他手上至少有一部分材料是真实的。至於那些我们查不到的……”
“可能是假的,也可能是真的。”格雷接过话头,脸色阴沉,“但如果他选择公开——不管真假——我们都会陷入一个非常尷尬的境地。”
会议室里的空气一下子变得凝重起来。
陈主任补充道:“更何况,他在声明中还提到了『保密局在大陆潜伏人员名单』。这个东西如果公开,台湾那边会暴跳如雷,大陆那边会高兴得睡不著觉。而我们香港,就会成为这场风暴的中心。”
格雷沉默了很久。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望著窗外的维多利亚港。海面上有几艘军舰在游弋,旗杆上飘扬著米字旗。这里是英国的地盘,但这里的华人占了百分之九十八。国共两党在香港都有各自的势力,英国能做的,就是在两股力量之间走钢丝,不让任何一方打破平衡。
现在,这个叫沈逸川的人,把一根更细的钢丝塞进了他们的手里。
“鲍威尔先生,”格雷转过身来,“沈逸川在署里谈话时,除了展示这些材料,还说了什么?”
鲍威尔翻开自己的笔记本,念了一段:“他说——如果台湾保密局继续在香港追杀他,他將把包括这些暗杀记录在內的更多材料公之於眾。他还说,如果他在香港出了任何意外,不管是谁干的,他的朋友都会把保险箱里的东西交给报社。”
“他的朋友是谁?”
“他不肯说。滙丰银行那边也不肯透露保险箱的租用人信息。我们查过了,查不到。”
格雷冷笑了一声:“这个人倒是很会做生意。”
“他是在赌命。”鲍威尔说,“但他赌对了——我们赌不起。”
会议又持续了將近一个小时。最终达成的结论是:第一,港英政府不承认沈逸川手中材料的真实性,但也不否认;第二,以“维护香港治安”为由,正式禁止任何外国情报机构在香港从事针对沈逸川的非法活动;第三,向台湾方面发出外交照会,措辞客气但態度强硬。
格雷口述了照会的內容,秘书飞速记录:
“香港是英国租借地,享有高度自治的司法与行政权力。任何外国情报机构,包括但不限於中华民国保密局,不得在本港境內从事任何形式的非法活动,包括但不限於跟踪、骚扰、绑架、暗杀。如有违反,港英政府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予以制止,並將相关责任人移交法办。请贵方予以尊重。”
“就这样发。”格雷说。
鲍威尔点了点头,又补充道:“另外,我已经安排了便衣在沈逸川的住所附近巡逻。表面上是正常的治安巡逻,实际上——你懂的。”
“既要保护他,也要盯著他。”格雷说,“他手里的东西,不能落到大陆那边去。”
“明白。”
当天下午,这份照会通过外交渠道发往台北。不出所料,毛人凤的办公室在接到消息后,气氛降到了冰点。
毛人凤把那张薄薄的照会纸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然后狠狠地摔在桌上。
“英国人是在打我的脸!”他的声音大到办公室的窗户都在震动,“一个写小说的,就让他们怕成这样?”
站在对面的王升没有说话。他已经从香港回来了。沈逸川的声明见报后,毛人凤紧急召他回台北匯报情况,香港那边的行动暂时由当地的一名联络员负责跟进。
“局座,”王升斟酌著措辞,儘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英国人那边的態度很明確。如果我们继续在香港动手,他们会直接抓人。到时候,我们不光是丟脸的问题,还会连累政府在外交上被动。”
“被动?被动?”毛人凤来回踱步,皮鞋踩在地板上发出急促的声响,“一个前军统少將,公开叫板保密局,手里捏著不知道真假的东西,骑在我头上拉屎,你跟我说被动?”
他走到窗前,一把拉开窗帘。台北午后的阳光刺眼地照进来,他眯了眯眼睛,又转过身,指著王升的鼻子。
“我告诉你,王升。这个沈逸川,不管他手里有没有真的东西,他这么一搞,等於在全世界面前扇了我一耳光。你让我怎么向老总统交代?怎么向那些看著保密局的人交代?”
王升没有再说话。他了解毛人凤的脾气,这时候多说一句都是火上浇油。他只是站在那里,目光低垂,等著暴风雨过去。
毛人凤又走了几个来回,终於停下来,双手撑著办公桌,喘著粗气。桌上那杯茶已经凉透了,他端起来喝了一口,又皱著眉头放下。
“行动暂停。”他从牙缝里挤出这几个字,“但是——”
他转过头,盯著王升,目光像淬了毒的刀。
“人不能动,就给我盯著。二十四小时盯著。他在香港的一举一动,吃了什么、见了什么人、说了什么话,我都要知道。另外,想办法搞清楚——他到底有没有那份名单,到底有没有那个保险箱,到底有没有那个『朋友』。”
“是。”
王升敬了个礼,转身出去了。
门关上之后,毛人凤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点了一根烟。烟雾在灯光下缓缓升腾,他在烟雾中眯著眼睛,脑子里翻来覆去地转著同一个念头——那个沈逸川,到底是在虚张声势,还是真的有底牌?
他想起1946年戴笠死后军统內部的那场大洗牌。他毛人凤能坐上保密局长的位子,靠的不是资歷,不是能力,而是对老总统的绝对忠诚和那一套揣摩上意的手腕。那些戴笠时代的旧人,被他一个个按下去、踢出去。沈逸川就是其中之一。
如果他手里真的有料……如果他把当年戴笠时代那些见不得光的事全部抖出来……
毛人凤把菸头掐灭在菸灰缸里,用力碾了碾。菸头的火星在黑暗中闪了一下,彻底熄灭了。
有些事,不能想,一想就睡不著。
而有些事情,一旦想不出答案,就成了一种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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