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43章 《潜伏》传到了白公馆

    重庆的秋天总是雾蒙蒙的，白公馆坐落在歌乐山山麓，灰色的石墙被雾气洇得发暗，墙根的苔蘚已经厚得像一层绿色的绒毡。这座曾经囚禁过无数革命志士的魔窟，如今大门上的锁换了，铁窗上的柵栏还在，只是笼子里的人换了一批。当年负责关押和解剖革命志士、草菅人命的国民党战犯们，被集中关押在了白公馆的二楼，与从渣滓洞转移过来的人一同挤在狭小的房间里，开始了他们漫长的改造生涯。
    时间进入了1952年的深秋。
    战犯们的活动空间被严格限定在二楼。楼下的铁门把守得严严实实，窗户上焊著手指粗的铁条，铁丝网在墙头拉了一层又一层。每天的时间被管理所安排得满满当当——上午学习，下午劳动，晚饭后有一段学习討论的时间，然后是写材料、交代歷史问题。日子单调得像钟摆，一天天地过去，没什么变化。
    变化是从一本书开始的。
    那是十月的某一天，沈醉正在房间里看报。房间里还住著徐远举和周养浩，三人並称“军统三剑客”，但在白公馆里朝夕相对，那点所谓的情义早就磨得所剩无几了。徐远举躺在床上，两个眼睛盯著天花板，不知道在想什么。周养浩蹲在墙角，手里拿著一支铅笔，在一张废纸上画来画去，画的是什么只有他自己知道。
    管理员推门进来，手里拿著一本卷了边的书，放在沈醉的床铺上，说了一句“你们传著看看”，转身就走了。
    沈醉拿起那本书。封面是深蓝色的底子，上面印著两个大字——《潜伏》，还有一行小字：“李少將著”。
    “潜伏？”他把书名念了一遍，翻了翻。纸张粗糙，边角已经磨得起毛了，像是被很多人翻过。书页间夹著一些细小的碎屑，大概是花生壳的碎末。他在军统干了那么多年，什么书没看过？可这书名和这署名，透著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
    “李少將……少將？”沈醉把这三个字又念了一遍，忽然笑了——那笑声很乾涩，“这谁起的笔名？也太直白了。哪个真正的少將会用『少將』当笔名？”
    他拿不准。
    到了下午学习结束的时候，他去问管理员。管理员正在办公室里整理材料，头也没抬：“李少將就是沈逸川，前军统少將，现在在香港写小说。”
    沈醉愣了一下。他的手扶著办公桌的边沿，想了一会儿。沈逸川这个名字他记得很清楚——军统少將，戴老板手下的人，后来靠边站了。他们交情不深，但这个人他听说过也见过不止一面。
    “他怎么去了香港？”他问，声音不大，像是在跟自己说话。
    管理员看了他一眼，没接话。
    沈醉拿著那本书回了房间。晚饭后，他借著窗口那盏昏黄的灯，开始读。
    第一章。余则成刺杀李海丰。他看著看著，眉头拧了一下。
    这不是在写军统的人吗？那作风、那细节，怎么看著这么眼熟？他翻到写天津站的章节，读著读著，忽然觉得后脖颈发凉——这个“吴敬中”，怎么处处都透著当年天津站站长吴景中的影子？玉座金佛，斯蒂庞克，那些军统內部见不得人的勾当，几乎被翻了个底朝天。
    他把书合上，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
    沈醉想到自己当年在军统做的事，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眼前仿佛又过了一遍那些年的场景——他在云南主持特务工作时的种种事情，每一样翻出来，都够喝一壶的。他摇了摇头，没有再看下去。
    徐远举在旁边看著他的表情，忍不住凑过来问了一句：“写的什么东西？”沈醉把书递给他，说了句“你自己看”。徐远举接过去，翻了翻，又丟还给了他。
    “不就是那些事吗，”徐远举的声音很轻，语气里带著一股子不以为然，“能写出什么花样来？”
    “写的是咱们。”沈醉的声音压得很低，低到只有同房间的几个人能听得见，“前头那个吴站长，你去打听打听，保不齐就是吴景中。”
    楼道里安静了下来，连水管里流水的声音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几天后，天刚蒙蒙亮。沈醉把那本《潜伏》从头到尾翻了第二遍之后，把书放在膝盖上，望著窗外的歌乐山发了很久的呆。山上的雾气还没有散尽，灰濛濛堆在那里，像是化不开的心事。
    他忽然对旁边的徐远举说了一句话：“他这样没被抓的人，下场也不好。混到写小说为生了。”
    徐远举正在繫鞋带，听到这句话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嘴角扯了一下。他说了一句让屋子里几个人都停下来手头动作的话：“早知道这样，还不如直接来白公馆，至少不用担心吃饭问题。”
    这话说得刻薄，但好像也没什么不对。在座的这些人，有的在国民党机关里当过大官，有的在军队里带过兵，有的在情报系统里干了大半辈子。如今都关在这儿，吃的是大锅饭，穿的是统一发的衣服。日子谈不上多好，但饿不著。沈逸川呢？一个曾经的少將，在香港靠码字为生，差点饿死——虽然听说他后来靠小说翻了身，但那些苦头是实打实吃过的。
    沈醉摇了摇头：“如果能跟老婆孩子在一起，別说写小说，就算去码头扛大包我都干。”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淡淡的，像是在说一件跟自己毫不相干的事。但屋子里的人都知道，他想家了。他的母亲、妻子和孩子都去了香港，至今没有音信。他不敢问，不敢想，只能在夜里翻来覆去地睡不著。
    房间里沉默了一阵。
    徐远举靠在床栏上，忽然感慨了一句：“国民党不仅打仗不行，干特工这么多年，也是一样的。你看看这书上写的，天津站那帮人，贪污的贪污，受贿的受贿，內部互相勾心斗角，有什么战斗力？情报还没搞到，自己先把自己搞垮了。”
    周养浩不乐意了。他坐在床铺的另一头，听到这句话便把手里那本杂誌摔在被子上。他和徐远举在保密局西南区的时候就互相撕咬，进了战犯管理所还是爭斗不休，沈醉多次从中调解，都没能让这两个冤家消停——进来之后还是谁也看不上谁。
    周养浩说话慢悠悠的，那种慢带著一股子书生气，但每一个字都戳在人的脊梁骨上。这是军统里出了名的“书生杀手”，戴笠的同乡，举目斯文却心狠手辣，当年布置部属杀害杨虎城將军，连眼睛都没眨一下。
    他冷冷地说：“沈醉，你在云南干的事也不比天津站强到哪里去。”《潜伏》里虽然是天津站那帮人，可很多事哪一件不是全国通用的？
    沈醉刚要辩一辩，旁边的宋希濂开口了。
    宋希濂是中將，在这里军衔最高，而且他是正规军出身，黄埔一期，对这些特务系统的人一直看不上眼。他在白公馆里见到同监舍的周养浩，本来不想掺和他们那些鸡零狗碎的烂帐。只是閒著也是閒著，他心里也实在有些话不吐不痛快。
    这回他靠在对面的床铺上，手里捧著一杯热水，听他们吵了好一会儿，才慢悠悠地开了口。
    “你们几个，吵来吵去有什么意思？”
    他的声音不大，但屋子里静了下来。不是因为他的军衔，而是因为这人从来不隨便开口说话。
    他喝了一口水，目光从半空中落下来，落在屋里那几个人脸上：“国民党失败的根本原因，不是武器不行，也不是战术不行，是信仰缺失。”他把信仰缺失这四个字说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从上到下，谁有信仰？老蒋有信仰吗？他有，他的信仰是权力。毛人凤有信仰吗？他的信仰是怎么保住自己的位子。你们呢？你们有信仰吗？”
    没有人说话。
    他顿了顿，语气冷了三分：“你们连自己究竟在为谁卖命、为何而战，都从来没有想明白过。”
    热水杯里的蒸汽在徐远举、周养浩他们几个人眼前裊裊地散开了去。几个人的面孔在那层薄雾后面看不真切，但谁都知道，宋希濂说的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扎在肉里，拔出来带著血。
    屋子里沉默了很久。
    窗外的山风吹了进来，带著歌乐山湿漉漉的泥腥气，把桌上的书页吹得沙沙响。沈醉伸出手去按住那本《潜伏》，指尖压在“李少將”那三个铅字上面，压了很长时间，像是想把什么东西按进书页里。
    他想起了很多事。
    想起自己十七岁被自己姐夫带进了军统，从最基层的小特务做起，蹲点、跟踪、抓人、杀人。他想起了戴笠坠机那年他如何不惧危险第一个去了现场，也想起自己那几年在云南站当站长时的情形——想起自己如何在那栋小洋楼里与周养浩、徐远举等人共事，如何在复杂的权力格局中斡旋。他想起自己在昆明走投无路，最后不得不跟著卢汉起义，却仍然没逃过被俘的命运。
    一幕一幕地想过之后，他的思绪又回到了那本书上，回到了那个在香港写小说养家餬口的落魄少將身上。
    他忽然觉得，也许沈逸川比他们所有人都聪明——他没有坚持到最后，他被边缘化之后就看清了形势，带著老婆孩子去了香港。虽然如今落得一个靠写小说为生，可至少他是自由的，至少他还和家人在一起。
    而他们呢？困在这白公馆里，连外面的阳光都是隔著铁窗看的。
    “都不容易。”沈醉自言自语了一句，声音几乎只有他自己能听到。他把《潜伏》那本书合上，放在了枕头底下。
    窗外的歌乐山还是一样地沉在雾里，山不语，人也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