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48章 沈醉要写《军统秘闻》

    风从山谷里灌进来，被院墙挡了一下，打了个旋，正好兜在白公馆二楼那几个房间的窗户上。玻璃不够厚，窗缝不够严，冷风从不知什么地方钻进来，带著一股潮湿的霉味。沈醉把棉袄裹紧了，还是觉得后背发凉。
    他已经看完《潜伏》有一阵子了。那本卷了边的单行本在战犯们手里传了一圈，最后又回到了他的枕头底下。现在他追的是《悬崖》的连载——不是单行本，是剪报。管理员每周会把《香港商报》钉在一起，传给他们看。剪报的边角有些毛了，摺痕处几乎要断裂，他每次翻的时候都很小心，怕弄破了就没得看了。
    周乙说：“我已经很久不记得自己是谁了。”
    沈醉读到这句话的那天下午，重庆难得出了太阳。阳光从铁窗的缝隙里斜斜地照进来，落在他的床铺上，把那条洗得发白的军毯晒出了一点暖意。他坐在床沿上，把那条剪报反覆看了几遍。手指捏著纸边，微微用力，指节泛白。
    他把剪报放下，在床边坐了很久。
    “我干了一辈子特工，”他后来对徐远举说，声音不大，像是在自言自语，“看到这句话，我想到的是——我到底是谁？”
    徐远举正蹲在墙角看一本破旧的杂誌，听到这句话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徐远举没有接话，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接。他们这些人，从进入军统的那天起，就学著用假名、假身份、假履歷。演了太多年，有些人真的把自己演丟了。沈醉是，他徐远举也是，周养浩也是。
    “你问自己是谁？”徐远举把杂誌合上，放在膝盖上，“我告诉你，你是沈醉。云南站站长，少將——不对，你后来是中將？我都记不清了。你看看，连军衔都记不清了，还能记得什么？”
    沈醉没有回答。他靠在床头的墙上，墙皮有些脱落，灰白色的碎屑蹭在他的棉袄上，他没有拍掉。
    “远举，”他忽然叫了徐远举的名字，“你说，我们要是能把那些事写出来——”
    “写出来？”徐远举打断了他，“写什么？写你当年在云南怎么抓人、怎么杀人？写了给谁看？”
    沈醉沉默了一会儿。“写小说。”
    徐远举愣了一下。“小说？”
    “对。”沈醉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楚，“把那些不能说的事，用小说写出来。沈逸川能写，我为什么不能？”
    房间里安静了片刻。徐远举看著沈醉，目光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嘲讽，不是惊讶，更像是一种“你也动了这个念头”的瞭然。
    “你还在白公馆，”他说，“写了也没人给你出版。”
    沈醉苦笑了一下。那道笑意很浅，只是嘴角微微牵动了一下，眼睛里没有任何笑意。
    “那就写出来。万一我被枪毙了，也可以当作遗言。”他顿了顿，喉咙上下滚动了一下，“证明我至少在这个世界上来过。”
    徐远举没有接话。
    关於“枪毙”这件事，管理所的人已经跟他们说过很多次了——政策是“一个不杀”。可他们不信。不是不信管理所，是不信自己的命。他们是特务，不是打仗的將军。打仗的人各为其主，胜负而已，输了最多算俘虏。特务不一样。他们手上沾过血，共產党的人的血。那些年被他们抓进渣滓洞、白公馆的人，那些在刑讯室里被折磨得不成人形的人，那些在歌乐山下被枪决的人——每一个都是一笔债。这么多债堆在一起，偿得清吗？
    沈醉不信自己还能活著出去。
    徐远举也不信。
    周养浩更不信。
    所以他们每天活著，像是在等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落下来的判决。该吃饭吃饭，该学习学习，该劳动劳动。谁也不会把“怕死”两个字掛在嘴上，但谁都知道，这间屋子里没有人不怕死。
    沈醉从床铺下面摸出一支铅笔和一叠稿纸。
    稿纸是管理所发的，用来写思想匯报的。纸不厚，质量也粗糙，铅笔写上去会渗墨，字跡有些模糊。他管不了那么多了。他在第一页纸的最上面写了一行字——“军统秘闻”。
    四个字。毛笔字练出来的功底还在，即使是铅笔，笔锋也带著硬朗的骨力。
    徐远举凑过来看了一眼，没有评价。他退回自己的床铺，重新拿起那本杂誌，但半天没有翻一页。
    沈醉盯著那四个字看了很久。铅笔停在纸面上，笔尖悬在“军统秘闻”下面大约一寸的地方。他在想要从哪里开始写。从十七岁考进军统写起？从第一次执行任务写起？从第一次杀人写起？还是从戴笠死的那一年写起？
    他不知道。那些年的记忆太多了，多到像一堆乱麻，理不出头绪。他在军统干了二十多年，从一个最底层的小特务爬到云南站站长的位置。经手的案子数以百计，见过的人成百上千，听过的话更是数不清。这些事像一只胀满的旧书柜，一开门就会全部倒出来。
    他想起沈逸川。那个人靠著写军统那些事，在香港养活了一家老小，还成了香港最火的作家。沈逸川写的是假的吗？不全是。很多事沈醉从剪报上读到的时候，觉得“这不就是我们当年做的事吗？”一模一样，只是换了名字、换了地点。那个余则成，那个翠平，那个顾秋妍——名字是假的，事是真的。
    沈醉没有动笔。他把那摞稿纸放在枕头下面，和那本《潜伏》放在一起。
    白公馆二楼的灯光在晚上九点准时熄灭。
    整个楼陷入了黑暗，只有走廊尽头的壁灯还亮著，昏黄的光透过门上的小窗，在地面上投下一块模糊的亮斑。沈醉躺在床铺上，没有睡著。他睁著眼睛看著天花板，天花板在黑暗中什么也看不见，但他的目光落在那里，像是能看到什么別人看不到的东西。
    他把手伸到枕头下面，摸到了那叠稿纸。
    纸的触感粗糙，边缘有些扎手。他的手指在纸面上轻轻摩挲著，像是在抚摸一件珍贵的、不可替代的东西。然后他的手沿著纸边往下，碰到了那本《潜伏》的封面。封面的书脊已经断了，书页鬆散，每次翻都要小心別掉页。
    今夜他没有拿出来。他只是摸。
    那么多年的特工生涯，那些不能说的事。什么时候才能变成字，写在纸上，被人看到？沈逸川能做到，是因为他在香港。在香港，有人给他出版，有人给他连载，有读者等著看他的小说。可在白公馆呢？就算写出了字来，又能送到哪里去呢？谁又会冒险把这些文字送到外面呢？
    他翻了个身，把枕头往下按了按，压住了那些纸。
    徐远举在上铺翻了个身，木板床发出吱呀一声。过了一会儿，徐远举的声音从上面传下来，闷闷的，像是捂在被子里说的。
    “沈醉，你真打算写？”
    “嗯。”
    “写什么？”
    “写那些事。”沈醉的声音很低，低到像是怕惊动什么，“写军统，写那些人，写那些年。”
    “写出来又能怎么样？”徐远举的声音里带著一种说不清的苦涩，“你在白公馆，写了也没人能看到。”
    沈醉没有回答。他知道徐远举说得对。写了也没人能看到。但如果不写呢？那些事就烂在肚子里了，跟他一起埋进土里，再也没有人知道。而沈逸川呢？沈逸川在香港，想写什么写什么，写了就有人看，看了还有人哭有人笑有人送锦旗。
    他忽然觉得很不甘心。
    不是对沈逸川不甘心。是对自己的命运不甘心。同样的身世，同样的职业，同样的经歷。一个在外面成了知名作家，一个却被关在战犯管理所里，连写几个字都要偷偷摸摸。
    他把手从枕头下面抽出来，闭上了眼睛。睡不著。被窝冰凉，脚很久都暖不过来。铁窗外面隱约有风声，低沉的、持续的，像是有人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哭。
    沈醉不知道沈逸川此刻正在九龙塘的书房里打字，不知道他刚刚写完顾秋妍被救的那一章，不知道林婉清端了一碗热汤圆放在他手边。他只知道，那个在香港写小说的人，曾经跟他在同一个系统里待过，穿过同样的军装，喝过戴笠的同样的“栽培”的酒。如今两人天各一方，一个在尖沙咀的书房里飞键盘，一个在白公馆的铁窗下摸稿纸。
    谁更幸运？他说不清楚。
    只知道今夜，怕是睡不著了。
    他把棉被往上拉了拉，盖住了半张脸。被子上有阳光晒过的味道——今天下午刚晒过的，管理所每周组织他们晒一次被褥。这个味道曾经是他熟悉的，在云南、在重庆、在南京，每一次行军、每一次转移，被子都是这么晒的。只是那时候，晒被子的人不是管理所的战士，是他的勤务兵。
    他闭上眼睛，在心里把那四个字又默念了一遍。
    “军统秘闻。”
    什么时候才能写完？还能不能写完？他不知道。但他知道，他要写。哪怕没有人看，哪怕写完了也只能塞在枕头下面，烂在那里。他要写。
    因为沈逸川能写。
    他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