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夏天的最后一个晚上,沈逸川和林婉清在阳台上乘凉。
九龙塘的夜晚比白天安静得多。梧桐树的叶子被风吹得轻轻晃动,发出细碎的沙沙声。楼下的街灯亮著,光晕中有几只飞虫在不停地绕著圈。远处的海面上有几艘渔船的灯光,明灭不定,像是谁在很远的地方打著手语。
沈逸川坐在藤椅上,手里拿著一把蒲扇,有一下没一下地扇著。不是为了凉快,是为了赶蚊子。林婉清坐在他旁边,手里端著一杯凉茶,已经凉透了,她一口也没喝。两个人就这么坐著,谁也没有说话。这种沉默在他们的生活里很常见,不是没话可说,是不需要用说话来填满时间。
沈逸川把蒲扇换到左手,扇了两下,忽然说了一句他自己也没想到会说的话。“你当年要是没嫁给我,也许过得比现在好。”
林婉清端著茶杯的手指微微顿了一下。她转过头看了沈逸川一眼,目光里没有责怪,没有嗔怒,只是停留了一瞬,然后移开了。
“怎么忽然说这个?”她问。
沈逸川也不知道为什么忽然说这个。也许是傍晚看到一对年轻夫妻在楼下吵架,女人抱著孩子哭,男人摔门而去。也许是今天收到的那封读者来信——一个太太写来的,说她的丈夫去了南洋做生意,三年没回来,她一个人带著两个孩子,不知道还能撑多久。也许是今天写稿写得太累了,脑子里的弦鬆了,不该说的话就滑出来了。
“隨便说说。”他把扇子换回右手,继续扇。
林婉清沉默了好一阵。茶杯里的水面上落了一只小飞虫,她低头看了看,没有去捞。
“不一定。”她开口了,声音不大,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但至少不用背井离乡,不用离开我的父母。”
沈逸川的扇子停了一下。
背井离乡。这四个字从林婉清嘴里说出来,跟他从別人嘴里听到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他知道林婉清是南京人,家里是做绸缎生意的,不大不小,在夫子庙附近有一栋两进院子。那怕抗战暴发后,他的老岳父也提前离开了南京,一路展转到了重庆,仍然过著富人的生活。她出嫁的时候,娘家陪送了四抬嫁妆,不算多,但样样都是精挑细选的。那只被当掉的玉鐲,是她祖母传给母亲、母亲又传给她的。
她离开南京的时候,是1947年。那时候他们已经有三个孩子了。她抱著怀瑾,牵著念祖,跟著沈逸川登上了南下的火车。她的父母站在站台上,没有哭,只是挥著手说“到了来信”。那一別就是三年。三年里,她写过很多信,但不知道有没有寄到。她也收到过几封从南京辗转来的信,信纸皱巴巴的,字跡有些模糊,但母亲的字她认得。
“你想他们了?”沈逸川问。
“想了。”林婉清的声音很轻,轻到差点被风吹散,“昨天夜里做梦,梦到我妈的绿豆汤。夏天她总是煮一大锅,放冰糖,放凉了喝。我小时候不爱喝,嫌太甜。现在想喝,喝不著了。”
沈逸川握著扇子的手指收紧了。他知道林婉清不怎么提南京的事,不是忘了,是不想提。提了回不去,更难受。
“婉清,”他叫她的名字,“你后不后悔?”
林婉清没有马上回答。她把凉茶放在阳台的栏杆上,两只手交叠放在膝盖上,看著远处的街灯。灯光落在她的脸上,把那些细碎的皱纹照得很清楚。她今年三十九了,头髮里已经能看见几根白的,眼角的纹路比去年又多了两条。她从来不染髮,不抹那些瓶瓶罐罐的东西,日子过得简朴,但收拾得乾净。
“后悔了又能怎样?”她终於开口了,“退不回去了。”
沈逸川没有说话。他把蒲扇放在藤椅的扶手上,伸出手握住了林婉清的手。她的手指有些凉,指尖的皮肤粗糙,虎口处有老茧——那是常年做饭洗衣磨出来的。他把她的手握在掌心里,慢慢地暖著。
楼下的便衣换了一个人,是个年轻的瘦高个,蹲在电线桿下面,手里拿著一本卷了边的书,借著路灯的光在翻。不知道是《潜伏》还是《悬崖》,也许是一本武侠小说。夜风吹过来,梧桐树的叶子落了几片,打著旋儿飘下来,落在便衣的帽子上。他伸手摘掉,继续看书。
林婉清把沈逸川的手指掰开又合上,像是在数他有几个螺。“我当年差点嫁给別人。”她忽然说,语气很平,像是在说一件別人的事。
沈逸川的手指停了一下。“谁?”
“你不认识。”林婉清缩回手,把自己的头髮拢到耳后,“我父亲的一个生意伙伴的儿子,姓陆,在银行做事。比我大五岁,人很老实,话不多。我们见过两面,在夫子庙的茶楼里,双方家长都在。他不太会说话,坐在那里喝了一下午的茶,一共说了不到十句话。”
她顿了顿,嘴角微微弯了一下。那不是笑,是一种时过境迁之后的淡然。“后来你出现了。你当时穿军装,英气勃勃的,说话不紧不慢,跟我父亲聊了半个小时就把他聊得服服帖帖。你走之后,我父亲对我说:『这个人比小陆强。』”
沈逸川想起来了。那是1938年春天,他还在军统当一个副站长,有人介绍他认识了正在重庆避难的林婉清的父亲,他请人家吃了一顿饭,席间聊了一些时局、生意、他们记忆中的南京风土人情。那时候他还没想过要结婚,更没想过要娶林家的小姐。但命运这种东西,不由你。
“那个姓陆的后来怎么样了?”他问。
“应该还在南京吧。”林婉清的声音低了一些,“我听说他在自己家族的企业中当总经理,孩子都好几个了。过得应该还不错,至少解放军从入南京这三年以来没听说要没收资本家財產的.....”
沈逸川沉默了一会儿,今天是1952年,明年就是1953年了。
他想起1949年南下的火车上,林婉清抱著克已,怀瑾、念祖靠在她腿上睡著了。她没有哭,但从头到尾没怎么说话。车过金华的时候,她忽然问了一句:“我们还能回来吗?”他说:“能。很快。”这句话他骗了她。三年过去了,他连南京城什么样都快忘了。
“你如果嫁给他,”沈逸川忽然说,声音有些涩,“就不用走了。留在南京,守著父母,守著那栋院子。夏天喝你妈煮的绿豆汤,冬天在夫子庙逛灯会。老了还能去玄武湖散步。”
林婉清转过头看著他。“你今天怎么了?老是说这种话。”她的语气不像是在责备,更像是在確认什么。
沈逸川摇了摇头。“不知道。可能今天写稿写得累了,脑子不清楚。”
林婉清没有再追问。她把他的手拉过来,放在自己的膝盖上,两只手把他的手包在中间。她的手比他凉,但那种凉不是冰冷,是秋天傍晚的凉,带著一种让人想靠近的温度。
“沈逸川,”她叫他的名字,“我跟你说句实话。你问我后不后悔,我说退不回去了。这不是赌气。是这些年走下来,我已经不想退回去了。”
沈逸川看著她,等她继续说。
“我有时候会想,如果当年嫁了姓陆的,我现在在南京,还在那栋院子里。我父母还活著——也许还活著,我不知道。但我不会认识你,不会有念祖、怀瑾、克己。我的人生会是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平坦,安稳,一眼能看到头。”她停了一下,把目光从沈逸川脸上移开,落在远处的夜空中,“但那不是我的路。我的路是跟你走的。走到哪儿算哪儿。”
沈逸川握著她的手,没有说话。他不知道该说什么。这一年来他每天想的是怎么活、怎么躲、怎么写、怎么赚钱养家。他没有想过林婉清在想什么,没有想过她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会不会想家,会不会后悔,会不会觉得嫁给一个写小说的人比嫁给一个在银行做事的男人更苦。
风吹过来,把林婉清额前的碎发吹乱了。她伸手拢了拢,动作很自然。这个动作他看了十几年,从南京看到重庆,从重庆看到香港。每一次她拢头髮的样子都差不多,像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习惯。
夜深了,楼下那盏路灯的光晕变得越来越孤单。便衣不见了,大概换岗了。远处的海面上最后一艘渔船的灯光也熄了,只剩下黑沉沉的一片。沈逸川站起来,把藤椅往屋里搬,林婉清拿起空茶杯跟在他后面。
进了屋,沈逸川没有去臥室,而是走进了书房。林婉清站在走廊里看了他一眼,没有问,自己先睡了。
书房里的灯亮著。沈逸川坐在书桌前,没有打字,而是翻开一个本子。那是他从旧货店淘来的牛皮纸封面笔记本,专门用来记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素材、灵感和那些不想忘记的话。
他翻开新的一页,拿起笔,在纸上写了一行字。
“婉清说:后悔了又能怎样?退不回去了。”
写完之后,他把笔放下,盯著这行字看了很久。檯灯的光照在纸上,墨跡还没有干透,“去”字的最后一笔微微泛著光。
熄了灯,他躺在床上。林婉清已经睡著了,呼吸均匀,侧著身,一只手搭在枕头边。沈逸川把她的手轻轻握了一下,她没有醒来。
窗外,九龙塘的夜风还在吹,梧桐树的叶子沙沙地响著,像是在翻一本永远翻不完的书。远处的海面上漆黑一片,连渔船的灯光都看不到了。只有港口那边还有几点微弱的光,那是夜航船的桅灯,在黑暗中一跳一跳的,像是在说:我还在,我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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