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现状。
建国初所有的医疗资源基本上都集中在大城市，北平、上海、天津、广州，几家像样的医院全在租界和使馆区。
乡下人病了怎么办？
扛。
扛不过去就找土郎中，土郎中也治不了的，就等死。
至於高精尖的医生，能开胸、能开颅的那一批，要么跟著国民党跑了，要么去了美国、香港。
留下来的不是没有，但掰著手指头数得过来。
医疗教育这个事儿，滯后了不是一年两年，是整整一代人。
左向东靠在椅背上，手里的铅笔在指间转了一圈。
“学校方面的问题，这个国立北京大学医学院，等北大校务委员会接手，我们保持好日常事宜就行。”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吴爽，“医学院的事，你別插手太多，该移交的移交，该配合的配合。北大那边有自己的安排，你把人得罪了，回头我还得去给你擦屁股。”
吴爽抿了抿嘴，点了点头。
她其实想说“我没得罪人”，但看著左向东那张没啥表情的脸，又把话咽了回去。
这位老师她了解——上课的时候脾气好得像个弥勒佛，一进正式场合就跟换了个人似的，字字句句往你肺管子上戳。
可问题是，你押的还要给我擦屁股？
看老赵不得拿波波沙把你丫的突突了。
但回过头，她又觉得自己扯淡了，不管怎么算，老赵的命也是左向东救的呀。
这左向东，一双手，都不知道救了根据地的多少干部。
都说，这世界上厨师不能得罪，这大夫更不能得罪，鬼知道，他这十几年到底还救了哪个大佬？
“医院方面呢？”左向东看向殷子阳。
殷子阳推了推眼镜，翻开手里的文件夹。
“防疫接管处这边，我重点说一下。”
“但凡熟悉北京歷史的都知道，鼠疫是最严重的。几百年前李自成进京，就是倒霉在这个上面。”
左向东微微点头。
鼠疫。这东西他太熟了。上一世在印度做仿製药，专门研究过抗生素对鼠疫桿菌的抑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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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霉素、四环素、氯霉素，三类药物联合使用，早期患者的治癒率能到百分之九十以上。
问题是——药在哪儿？
链霉素国內倒是能生產，但產量低得可怜。
四环素和氯霉素更是稀缺物资，整个华北军区加起来的库存，可能还不够一个爆发点用的。
所以他刚才在会上专门强调了“防疫”。
防住了，比治一百个都强。
“下个月中央从西柏坡过来，”殷子阳继续说，
“疫情监控、环境消杀都是重点。所有的市防疫站、传染病院、检疫所、卫生试验所，人员都已经动员起来了。”
左向东没说话，脑子里已经在过方案了。
中央过来。
那意味著北平城里一下子要多出上万號人，集中在几个地方办公、住宿、开会。
人员密集，加上冬春交替，正是呼吸道传染病的高发期。
万一出点什么事，不光是医疗问题，是政治问题。
“环境消杀，”左向东开口了，“重点区域重点做，不要把摊子铺得太大。消毒药剂有限，省著点用。”
“另外，”他顿了一下，“下个月进城之前，所有中央机关驻地的饮用水源，全部检测一遍。水井、水箱、管道，该清理的清理，该消毒的消毒。痢疾、伤寒这些东西，一顿饭就能放倒半个机关。”
殷子阳在笔记本上记了下来。
左向东又转向鲍景恆：“老鲍，你那边的教会医院，接管情况怎么样？”
鲍景恆坐得笔直，声音洪亮，带著老红军那股子不怒自威的劲儿。
“目前接管的医院有十二所。军队医院两所——北平陆军总医院、联勤第五补给区第31医院。市立综合医院三所——北平医院、市立第一医院、第三医院。专科医院五所——传染病医院、精神病医院、肺结核医院、妇科医院、牙科医院。还有两所其他性质的医疗机构，已经一併接收。”
他翻了一页纸，念出了数字：“病床总数，两千两百张。医护员工，三千五百人。”
左向东听完，手里的铅笔在桌面上轻轻磕了两下。
两千两百张床，三千五百人。
看著不少，放到一百万人口的北平城里，杯水车薪。
而且这些医院的质量参差不齐。
陆军总医院和联勤医院条件最好，设备齐全，病房宽敞。
市立第一医院、第三医院就差了一截，有些科室连基本的消毒设备都不全。
专科医院就更不用说了——精神病院那个地方左向东去看过，窗户上糊著报纸，被褥硬得能站起来，病人穿著统一的灰布褂子，在院子里晒太阳，像一群待宰的羊。
“陆军总医院，改为华北军区医院。”左向东说，“牌子换一下，由我们军区卫生部进驻。”
他想了想，又说：“其他的医院，接管之后要彻底改造旧的医疗体系。原本只给权贵服务的公立医院，全部转为面向平民的公共卫生机构。”
鲍景恆点头，他刚要说资產清点的事，左向东已经接上了话。
“资產清点，房產逐项登记造册，一砖一瓦都不能漏。”左向东的语气不重，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立刻开始復业，原本的医护人员按照原本的薪酬留任。能干活的留下，不想乾的发路费走人，不勉强。但留下来的，活儿得干。”
他顿了一下，目光扫了一圈在场的人。
“咱们不是来拆台的，是来搭台的。”
这话说完，会议室里安静了一瞬。
左向东没再往下说，靠在椅背上，脑子里转著另一个念头。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
在农村打土豪分田地，在城市里做差不多的事——只不过换了个方式。
农村是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城市是把权贵占著的医疗资源还给老百姓。
穿越之前，左向东对这些东西没有太深的感受。
他在印度做仿製药，在缅甸摘器官，那是另一套逻辑。
有钱你就治病，没钱你就等死。医院不是慈善堂，大夫不是活菩萨。
你要换肾，先交钱，不交钱就排著队等，等到什么时候？
等到你交得起钱的那一天。
如果始终交不起，那就一直等，等到死。
那时候他觉得这是正常的。市场经济嘛，你不创造价值，凭什么享受资源？
穿越之后，他在陕北看到了另一种东西。
白求恩是从加拿大来的，不远万里，不要钱，不要名，背著药箱在战场上钻来钻去。
给老百姓看病不收诊费，给伤员动手术连口水都顾不上喝。
后来他死在中国，临死前写了一封信，说得最多的不是自己的病，而是“我在这里非常快乐”。
左向东那时候不太理解。
后来慢慢理解了。
不是因为白求恩是圣人，而是因为他做的这件事本身，就让人快乐。
你看著一个人从血泊里站起来，看著一个孩子退了烧不再抽筋，看著一个干了一辈子活的老农民第一次对自己笑了——那种感觉，比在印度做仿製药赚到的每一分钱都值。
所以左向东穿越之后，一直在这个系统里待著，没想过离开。
不是因为忠诚，是因为值得。
延安时代，白求恩带他们去给老乡看病，有个老太太病了三年，躺在床上起不来，家里穷得叮噹响，连口热乎饭都吃不上。
白求恩看完病，开了药，临走的时候把自己的乾粮口袋解下来，塞到老太太手里。
老太太攥著口袋，说不出话，眼泪一直流。
左向东在边上看著，心里头堵得慌。
后来白求恩走了，他问了一句：“老师，你把乾粮给了她，你吃什么？”
白求恩看了他一眼，说了一句话：“你今天不吃一顿饭，不会死。她不吃这顿饭，可能就撑不过今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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