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向东记住了这句话。
记了快十二年。
现在他坐在这张长条桌前,穿著军装,面前摊著北平城的接管方案,脑子里翻来覆去就是白求恩当时那句话。
不是煽情,是说事儿。
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看不上病,这是现实。
你把这个现实改了,就是干了实事。
別的都是虚的。
他把思绪拉回来,翻了一页笔记本。
“製药厂呢?”
毕云良接过了话头。
他翻了翻面前的材料,逐项匯报:“北平中央防疫试验处、北卫生材料厂、中央卫生实验北平分部、联勤第五补给区製药厂、军马防疫所、利华化学大药厂,目前都已经完成了接收,正在清点设备和库存。”
左向东听著,手里没停,在笔记本上写了几笔。
利华化学大药厂。
这会儿还是民族资本,老板姓黄,早年留学德国,回来办了这家药厂,专门生產磺胺和部分抗生素原料。
这种厂子,现在是受保护的。
党的政策很明確——民族资本,只要不捣乱,不破坏,不搞特务活动,就给你留口饭吃。
不光吃饭,还要扶持,要发展,要公私合营。
公私合营。
这四个字在左向东脑子里跳了一下。
“老毕,”左向东放下铅笔。
毕云良抬起头。
“百草厅的情况,你给我说说。”
毕云良放下材料,脸上露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表情。
百草厅。
这俩字从他嘴里说出来,跟別人说出来不一样。
別人说是个药號,他说出来,带著半辈子的分量。
毕云良是百草厅的二掌柜。
不是掛名的那种,是实打实从学徒干起来的。
十七岁进百草厅,从扫地、晒药、切药片子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干了二十多年,熬到二掌柜。
百草厅的角角落落,哪间库房放著什么药,哪条渠道通著哪个药材商,哪个大夫的药方开得最地道,他一清二楚。
后来华北城工部发展了关係,他入了党,以二掌柜的身份做掩护,在北平城里活动了十多年。
这十多年,他一边给百草厅管帐,一边给组织送情报。
药商的渠道送药材,也送电台。
跟掌柜的去天津谈生意,顺便把国民党驻军的布防图带出来。
百草厅的人都知道毕云良能干,但谁都不知道这个人到底在干什么。
包括白景琦。
左向东知道这个人。白景琦,百草厅的掌柜,京城药行的头面人物。
这人是个老少爷,怎么说呢?打小儿就不是个省油的灯,从年轻时候就是一代愤青。民国了,他骂军阀。鬼子进城了,他骂汉奸。国民党来了,他也不待见。
不是因为他懂什么主义,而是因为他这人,骨子里头有股子劲儿——他看不得洋人欺负中国人,看不得当官的欺负老百姓,看不得有人在他眼皮子底下耍横。
这种人,在旧社会叫“侠义”,在新社会叫“觉悟”。
他不是被谁教育的,是自己长出来的。就跟地里的野草似的,没人浇水,没人施肥,自个儿就拱出来了。
抗战那几年,百草厅给八路军送过药。不是毕云良做的工作,是白景琦自己的主意。他说鬼子占了北平,咱们总不能还跟鬼子做生意吧?那不成了汉奸了吗?
就这么一句话,他亏了三年的买卖。
“白七爷这个人,”毕云良斟酌了一下用词,“是个性情中人。”
左向东差点没笑出来。
性情中人。这话说得含蓄。
白景琦要是听到这个评价,大概会喷一口老烟:“什么叫性情中人?老子就是看不惯那些王八蛋,怎么了?”
毕云良又说:“他有个孙子,叫白占元。”
白占元。
左向东脑子里转了一下这个名字。
老毕的入党介绍人就是白占元,这其中的逻辑也就很清晰了。
一个想要进步的青年,入了党,然后发展了自己的伙计,既隱蔽又保险。
“白占元现在在哪儿?”左向东问。
“在天津,”毕云良说,“这孩子的觉悟比同龄人高出一大截,早在1946年就入了党,在学运里头表现很突出。天津局对他评价很高,是个好苗子,能不能把他从那边调回来?”
左向东靠在椅背上,手里的铅笔又转了一圈。
白占元,百草厅的少东家。
南开大学化学系。
早早就入了党。
这种出身、这种学歷、这种觉悟的人,放在整个华北都不好找。
公私合营试点,百草厅是最合適的对象。
而毕云良是百草厅的二掌柜,跟白景琦有几十年的交情,又是白占元的入党介绍人。
没有比他更合適的人选了。
“老毕,”左向东说,“百草厅的事,你来牵头。这样吧,让他担任前门大柵栏那里的副区长。”
毕云良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你熟悉情况,跟白景琦说得上话,又是白占元的介绍人。”
左向东一摊手,“你不去谁去?总不能让吴爽去吧?她去了连门在哪儿都找不著。”
吴爽在旁边张了张嘴,想反驳,又闭上了。
这话说得对。
她確实分不清百草厅和前门大柵栏的区別。你让她一个山东的娘们去,八成得被白景琦轰出来。
毕云良沉默了两秒,点了点头。
“行。我去。”
左向东站起来,把笔记本合上。
“公私合营这个事,我跟叶主任匯报过了。百草厅是试点,试点就要有试点的样子。老毕,这个事儿,你放开手脚去干,至於这个白占元,我来跟叶主任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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