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俄亥俄州，扬斯敦。
圣保罗社区教堂。
戴维斯牧师从信箱里取出那个信封的时候，手顿了一下。
他拆开，站在门廊前看完。
阳光落在那张没有签名的信纸上。
周日下午，教堂门又开了。
人比上次更多。
长椅坐满了，走廊站满了，门口还挤著十几个人。
有人带来了摺叠椅，有人乾脆坐在地上。
戴维斯牧师站在讲台前，把那封信读给他们听。
读完最后一个字，没有人说话。
沉默了很久。
那个写信的老太太——就是上次提议写信的那位——拄著拐杖站起来。
“他不是我们的州长。”
老太太的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教堂里，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所有人都看著她。
她站在那里，拄著那根拐杖，脸上的皱纹在阳光下很深。
“他为什么不是我们的州长？”
没人回答。
沉默像水一样漫过来。
过了很久，角落里有人轻轻说了一句：
“是啊。他要是我们的州长，该多好。”
那声音很轻，像是说给自己听的。
但所有人都听见了。
有人低下头，看著自己的手。
有人把脸转向窗外，看著外面灰濛濛的天。
有人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老太太慢慢坐回长椅上。
她把拐杖靠在一边，双手叠在膝上，一动不动。
教堂里很安静。
安静得能听见窗外的风声。
又过了一会儿，后排有人站起来。
是个年轻人，二十七八岁的样子，穿著工装夹克。
“我不等了。”
所有人都回头看他。
他站在那里，手插在口袋里，脸上的表情说不上是难过还是別的什么。
“我决定去宾州。”
旁边有人接话：“去宾州？那扬斯敦怎么办？”
年轻人回过头，看著那个说话的人。
“扬斯敦怎么办？”
他重复了一遍，苦笑了一下。
“扬斯敦能怎么办？我们的州长不在这儿。”
他说完，转身往外走。
走到门口，他停下来，没回头。
“他要是我们的州长，我就不走了。”
门开了，又关上。
教堂里重新安静下来。
长椅上，有人开始小声议论。
“我侄子在费城，也说那边活儿多……”
“我邻居上周就走了，带著老婆孩子……”
“听说哈里斯堡那边新建了好多社区，缺人……”
老太太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她听见那些声音从四面八方涌过来，像潮水，又像嘆息。
过了一会儿，旁边有人碰了碰她的胳膊。
“您呢？您走吗？”
老太太摇了摇头。
“我七十三了，”她说，“走不动了。”
她顿了顿，看著窗外。
“我就想看看，他什么时候会来。”
窗外，扬斯敦的天灰濛濛的。
远处那条公路，一直通向看不见的地方。
————————
俄亥俄州，哥伦布。
州长官邸。
比利斯站在窗前，手里端著那杯已经凉透的咖啡，望著窗外州议会大厦的圆顶。
门开了。
幕僚长走进来，手里拿著一沓文件，脸上的表情不太好形容。
“先生，刚收到的数据。”
比利斯没回头。
“说吧。”
幕僚长翻开最上面那页：
“上个月，又关了五家工厂。加起来两千四百七十三个人。”
比利斯的手顿了一下。
“还有呢？”
幕僚长往下翻了翻：
“根据我们跟踪的数据，过去三个月，从俄亥俄迁往宾夕法尼亚的常住人口……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七。”
他顿了顿。
“主要是劳动年龄人口。二十五到四十五岁。”
办公室里安静了几秒。
比利斯转过身来，接过那沓文件，一页一页翻过去。
数字他看不太进去。
但他看见了那些图——橙色的箭头，从俄亥俄的各个角落伸出去，越过州界，指向东边那个邻居。
指向宾夕法尼亚。
他把文件放下。
宾夕法尼亚。
作为俄亥俄的邻居，两个州曾经是难兄难弟。
锈带上的难友，一起穷，一起关厂，一起看著年轻人往外跑。
一起被媒体叫“铁锈地带”，一起在统计数据里垫底。
大家穷得好好的。
现在宾夕法尼亚突然翻身了，站起来了。
俄亥俄还是那个俄亥俄。
比利斯的压力越来越大。
最近媒体开始问一些让他不舒服的问题：
“州长先生，您有没有研究过宾夕法尼亚的政策？”
“为什么陈时安能做到的事，您做不到？”
“您打算向邻居学点什么吗？”
还有一个记者问得更直接：“州长先生，俄亥俄的『陈时安』在哪里？”
他看了那篇报导，標题是《我们的州长在哪里？》。
没点他的名，但所有人都知道说的是谁。
电话也多了起来。
不是以前那种客客气气的求助，是带著火气的质问。
“我儿子去宾州了，您知道吗？”
“我在俄亥俄干了三十年，现在要去宾州找工作，您有什么想说的吗？”
“您能不能也干点实事？”
幕僚长每天给他整理民眾投诉，一摞一摞的，越来越厚。
比利斯把文件放下，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明年。
明年又是州长大选年。
这个念头像一根刺，扎在那儿，不去碰的时候还好，一碰就疼。
他睁开眼，看著天花板。
民意支持率掉到百分之三十九了。
四成不到。
再过几个月会是多少？三十？二十五？
不行， 必须做点什么？
他看著自己的幕僚长道：
你觉得我们该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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