宾州，一家小酒馆。
傍晚。
电视机开著，但没人看。
吧檯上摊著几张报纸——《华盛顿邮报》、《芝加哥论坛报》、《华盛顿星报》。
头版朝上，標题一个比一个大：
“独裁者”、“民粹狂潮”、“收买人心”。
一个穿著工装裤的中年男人把报纸往旁边一推，啤酒杯墩在吧檯上，洒出来半圈沫子。
“扯淡。”
“全他妈扯淡。我们的州长是我们选的。”
“一票一票投出来的。他们说是独裁？这些人脑子被门夹了？”
旁边的人点头。
有人把烟叼在嘴里，没有点，就叼著。
那个中年男人越说越气，嗓门也上来了。
“別让我看到写这文章的那个杂碎。不然我打掉他的牙。”
酒馆里安静了一瞬。
不是害怕，是那种“你说了我想说的话”的安静。
然后角落里有人开口了。
“就算是独裁怎么了？”
几个人转过头去看他。
一个老头，六十多岁，头髮花白，手边放著一顶矿工帽。
“我愿意让他独裁。”
老头说。
“独裁能让我们有工作，有活干，有饭吃。独裁怎么了？”
没有人反驳。
因为没什么好反驳的。
三年前，这个酒馆里坐著的大部分没有工作。
现在，他们有。
而且日子越来越好了。
整个宾州都是如此。
那些报导从华盛顿、纽约、芝加哥印出来，卡车拉进来，在报摊上摞得整整齐齐。
宾州人看见了，拿起来翻了翻，然后放下了。
嗤之以鼻。
一个人的好坏，他们分得清楚。
三年前，这个州是什么样？
现在是什么样？
不用多说。
在他们心里，陈时安不是政客。
他们觉得，陈时安是上帝特地派来拯救他们的。
————————
全联邦。
普通底层民眾看见报纸上的“独裁者”三个字，笑了。
不是开心的笑，是那种“你他妈在说什么”的笑。
没有人觉得不对。
因为他们太冷了。
冷到顾不上什么“民主”“自由”“独裁”。
那些词是华盛顿的人用的，是报纸上的人用的，是有钱人坐在温暖的办公室里討论的。
他们不需要討论。
他们需要有人看见。
但另一些人，不这么看。
那些有稳定工作、有自己的房子、炉子从来不会断油的人，对电视上铺天盖地的陈时安没什么感觉。
不是討厌，也不是喜欢。
是不关心。
宾州送油？挺好的。
报纸骂他？
哦，报纸天天骂人。
什么独裁者、民粹狂潮——他们扫一眼標题，翻过去，看体育版了。
日子照常过。
上班，下班，接孩子，剪草坪，周末去趟超市。
他们犯不著为了一桶油去入个党，也犯不著为了几篇报纸文章就上街抗议。
一个南方的小店主，在柜檯后面收钱的时候，听见收音机里又在说陈时安。
客人问他怎么看。
他想了一会儿，摇了摇头。
“没什么看法。”
“又不关我的事。”
客人笑了笑，付了钱走了。
他自己也觉得这回答挺对的。
一个德州的中学教师，在学校食堂里和同事聊起这件事。
“你加入人民党了吗？”
“没有。你呢？”
“也没有。”
“那你想加吗？”
“没想过。”
沉默了一会儿，嚼著三明治，又补了一句：
“反正我们家又不会缺油。”
是的，他们不缺油，因为德州產油。
他们不反对也不支持。
他们只是觉得这事跟自己没有关係。
他们的炉子不会断。
他们的孩子不会挨冻。
他们的银行帐户里还有存款。
他们有时间等，有时间想，有时间等事情自己尘埃落定。
不像那些在加油站排队的人。
那些人，等不起。
——————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已是74年1月底。
报纸上连日连篇地抨击陈时安的独裁与民粹。
但陈时安没有在媒体上反击。
这些日子里，人民党的油车像血管一样，从宾夕法尼亚出发，沿著公路与铁路，向四面八方延伸开去。
每送出一桶油，就在那个地方种下一颗种子。
一个党支部，一面旗，一群人。
油车停在哪里，人民党的牌子就掛在哪里。
不是靠宣传，不是靠演讲。
是靠那一桶桶实实在在的油。
在冬夜里化开的暖气，在冻僵的手指上找回的温度。
没有人在乎陈时安是否独裁。
他们只记得：在最冷的时候，有人记得他们。
人民党的党员人数在这段时间里已经逼近一千五百万。
不是政客，不是名人，不是那些穿著西装、坐在长桌后面的人。
是底特律流水线上站了半辈子的工人。
是印第安纳交不起暖气费的单亲母亲。
是波士顿渔船上被柴油价格逼到破產边缘的渔民。
是西维吉尼亚矿井里被煤灰浸透每一寸皮肤的矿工。
他们不是被“收买”的。
他们是被看见的。
从宾夕法尼亚的匹兹堡，到俄亥俄的克利夫兰，到印第安纳的加里，到密西根的底特律，到西维吉尼亚的查尔斯顿。
这一整条从东海岸向內陆延伸的工业地带。
那些被遗忘的工厂、关闭的车间、生锈的钢铁厂。
那些在油价危机中第一批倒下的人。
他们找到了自己的声音。
——————
哈里斯堡。
陈时安坐在办公室里，窗外的天灰濛濛的。
风从大西洋那边吹过来，裹著冰碴子，把窗玻璃敲得嘎嘎响。
街上的行人缩著脖子，呼出的白气一团一团的。
上个月，大洋彼岸的信辗转寄到哈里斯堡，是父亲的笔跡。
信是十一月底写的，到他手上时已经是12月中旬了。
父亲在信里说，今年春节早点回来，说有惊喜。
他当时看了信，给父母回了信——这次就不回去了，工作忙，离不开。
末了加了一句：惊喜是什么？
他不知道那个“惊喜”是一个叫“时康”的弟弟。
不知道母亲在疗养院里生下了那个七斤六两的大胖小子。
他靠在椅背上，看著天花板，发了很久的呆。
最近是真的很忙。
全联邦很多地方乱套了——油不够，经济在衰退，街头的抗议一波接一波。
人民党的油车已经送出去上百万桶油，但远远不够。
而宾州自己的库存也去了大半。
今年的冬天又特別冷。
油要是不够，暖气一停，老人扛不住，孩子会生病。
那些住在老房子里的人，墙薄窗漏，风一吹就透，没有暖气，屋里跟屋外没什么区別。
但油就那么多，怎么分都不够。
门被敲响了。
“进来。”
埃文斯推门进来，手里夹著一摞文件，脸上带著紧迫的表情。
“先生，宾州的油如果继续送的话只能维持到二月底了。”
陈时安点了点头，把目光从天花板上收回来，落在桌面上。
“联邦在中东的谈判还没进展吗？”
埃文斯摇了摇头：
“没有。”
“还在扯皮。总统的特使在利雅得坐了快两个月了，他们就是不鬆口。”
“今天说考虑考虑，明天说研究研究，后天又说要跟其他產油国协调。”
陈时安没有说话。
他靠在椅背上，手指在扶手上轻轻敲了两下。
“联邦怎么说？”
埃文斯嘆了口气：
“联邦各种招式都用了。威胁、利诱、分化、施压——能想到的全用上了。”
“但中东那些人算准了一件事——拿住油，就是拿住我们的命脉。”
“他们不会轻易鬆开的。只要油价还在涨，他们的钱包就在鼓。跟钱过不去，谁愿意？”
陈时安靠在椅背上，目光落在窗外灰濛濛的天上。
窗外，风还在刮。
这个冬天，还远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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