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2章 朝圣

    小镇党支部建起来了。
    这两个月里，戴维经常组织活动， 生活会， 学习会。
    讲党章，一字一句，不著急，不敷衍。
    他也讲陈时安语录。
    不是从哈里斯堡发下来的红头文件，是他自己抄的，抄在笔记本上，一页一页，字跡工工整整。
    陈时安在记者会上说的那句话，他抄在第一页：
    “冻死的人不会回来了。但还活著的人，不能再冻死了。”
    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台下有人流泪了。
    不是哭，是眼泪自己掉下来的。
    因为他们就是那些“还活著的人”。
    这两个月里，小镇上三百多口人，符合年龄的全都入了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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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维从一个人变成了一整本花名册的支部主席。
    这天晚上，他把丹尼留了下来。
    屋里没有別人，只有他们两个。
    戴维看著丹尼道：
    “下个月，哈里斯堡。人民党第一届党代表大会。全联邦各地的代表都会去。”
    丹尼看著他，没说话。
    戴维从帆布包里拿出一个信封，递给丹尼：
    “支部推荐你去。你是我们支部的第一个党员，也是这个镇上第一个给领袖写信的人。”
    “你应该去。打开看看。”
    丹尼没有接信封。
    他坐在那里，看著墙上的那面党旗，沉默了很久。
    “我去干什么？”
    他的声音有点哑。
    “戴主席，我没出过这个县。我这辈子，最远去过威利斯顿，那是县城，开车两个小时。”
    “哈里斯堡……三千里？我连飞机都没坐过。”
    他停了一下，像是在算距离，又像是在给自己壮胆。
    “三千里。我去了，能找到地方吗？”
    “万一说错了什么，给支部丟人怎么办？”
    戴维看著他，没有笑。
    “去开会，去听领袖讲话。”
    “你不需要懂什么，你站在那里，就是最好的代表。”
    “去看一看，这个党不只是我们这一个支部，不只是这个小镇，不只是明尼苏达。”
    “是几十个州，几千万人。你去看一看，回来告诉我们。”
    丹尼没有接话。
    戴维把信封往他面前推了推：
    “三千里，但你不会是一个人去的。哈里斯堡会有人接你，到了总部，会有同志接待你。你不是一个人。”
    丹尼犹豫了一下，接过信封，撕开。
    里面有一张摺叠的纸，是支部的推荐信，上面盖著支部的章。
    还有一张下个月的车票。
    车票下面，是几张崭新的纸幣。
    不多，但够来迴路上的饭钱了，还能剩一点。
    丹尼看著那些钱，手指捏著纸幣的边角，捏了很久。
    “这是党给的。”
    戴维说。
    “领袖说了，不能让任何一个代表因为路费来不了。”
    丹尼张了一下嘴，没说出话。
    他把车票和推荐信重新塞进信封，又把信封塞进棉袄的內兜里，用手拍了拍，確认它不会掉出来。
    “我去。谢谢你，戴主席，谢谢你推荐我去。”
    ——————————
    芝加哥，一处华裔党支部。
    支部主席林国栋站在前面，看著面前的几个人。
    他们都是这条街上的商户，中餐馆的老板、杂货店的店主、理髮馆的师傅。
    “这次的党代表大会，你们去。”
    林国栋沉声道。
    “一定要遵守规矩。不要给我们华裔丟人。领袖是我们的族裔，我们更要维护好自身的形象。”
    几个人点头应是。
    自从领口別上人民党的党徽后，生活好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以前收保护费的混混不来了，以前嫌弃他们的人，现在脸上也带著微笑了。
    林国栋从抽屉里拿出几个信封，一个一个递过去。
    “这是支部的推荐信。到了哈里斯堡，凭这个报到。”
    几人接过信封，小心翼翼地放进內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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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联邦各地党支部都选出了自己的代表。
    大的支部，党员成千上万，代表名额也多，一个支部派出十几个人，包一辆大巴，浩浩荡荡地出发。
    小的支部，像丹尼这个小镇，只有一个人。
    一个人，一张车票，一个帆布包，孤零零地踏上三千里的路。
    隨著会议时间越来越近，所有人都开始出发了。
    从西维吉尼亚的矿区。
    一辆破旧的大巴车凌晨四点发动，车上坐著十五个矿工。
    有人靠在窗边补觉，有人借著车內的灯光翻会议手册，有人沉默地看著窗外漆黑的矿山。
    从肯塔基的山沟里，一辆皮卡载著七个人，凌晨三点就出发了，路不好走，顛簸得厉害，但没有一个人抱怨。
    从密西西比的棉花地，一群农民拼了两辆车，天不亮就在路口集合。
    有人带了自家做的三明治，有人带了一壶咖啡，有人什么也没带，只带了一面叠得整整齐齐的党旗。
    从底特律的汽车工厂，一列火车载著上百名工人代表。
    车厢里挤得满满当当，有人站著，有人坐在地上，有人在过道里分发资料。
    从芝加哥的工人区，一辆灰狗巴士坐满了人。
    行李架上塞满了帆布包和行李箱，有人把党徽別在帽子上，有人別在夹克上，有人別在衬衫口袋上，紧贴著心臟。
    从加利福尼亚的洛杉磯，一架飞机载著西海岸的代表团。
    有人第一次坐飞机，紧张得手心出汗，旁边的人握了握他的手说：
    “没事，我也是第一次。”
    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说著不同的口音，穿著不同的衣服。
    有人穿著工装裤，有人穿著旧西装，有人穿著格子衬衫，有人穿著洗得发白的夹克。
    但他们的胸口都別著同一枚党徽——蓝底金星。
    在五月的阳光下。
    在灰濛濛的天光下。
    在凌晨的黑暗中。
    在黄昏的余暉里，闪著光。
    他们坐著大巴、皮卡、火车、灰狗、飞机、顺风车，从四面八方，向著同一个方向，昼夜不停地赶路。
    有的从隔壁州来，几个小时就到了。
    有的从西海岸来，要横穿整个大陆。
    有的从南方的边境来，要穿过沙漠、平原、河流。
    他们不像去开会的，像是去朝圣的。
    他们带著党徽，带著党旗，带著那本手抄的语录，带著一腔从冬天烧到春天的火。
    朝圣。
    不是宗教，是信仰。
    信仰不是跪下来磕头，是站起来跟著他走。
    他们跟著了。
    从冬天跟到春天，从明尼苏达跟到哈里斯堡。
    现在，他们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