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一出，会议室里的空气变得微妙起来。
刘大头和老张交换了一个眼神，都有些摸不著头脑。
李强这是……转性了？居然帮高宏斌说话？
高宏斌也没想到李强会来这么一出，他愣了一下，隨即脸上露出几分得色。
李强这是服软了。
看来红星厂这趟浑水，谁都不想沾。
然而，李强的话还没说完。
“不过嘛……”
李强话锋一转，不紧不慢地继续道，“发展是大局，稳定也是大局。而且是天大的大局。前阵子红星厂的工人为什么要去燕京？不就是因为觉得安置方案不公，心里有怨气嘛。那件事惊动了国家信访局，省里三令五申，要求我们吸取教训，稳妥处理。现在，我们要是拿一个六百万的方案下去，工人们会怎么想？他们会不会觉得，我们安南县的领导，是在糊弄他们，是在把他们往绝路上逼？”
李强目光扫过在座的几位副县长。
“到时候，几百號人再往市里、省里，甚至再去一趟燕京。这个局面，谁来收拾？”
李强那番话把高宏斌逼到了悬崖边上。
几个副县长都是官场老油条，听风辨雨的本事一流。
几位副县长也纷纷点头。
他们不怕別的，就怕出群体性事件。
官帽子比什么都重要。
李强把“群体性事件”和“燕京信访”这两顶大帽子拋出来，谁还敢去接高宏斌那个六百万的方案？
分管文教卫生的赵副县长清了清嗓子，把面前的笔记本合上。
“老李说得在理。红星厂的事情已经捅过一次天了，省里掛了號。硬压下去，真闹出乱子，咱们在座的谁也跑不掉。”
“两千六百多万的盘子，听著嚇人，但超贤同志刚才提的那个思路值得探討。只要走土地出让的帐，把安置成本打包进土地底价，县財政不往外掏现钱，这就具备了操作基础。咱们安南县招商引资，也不能光招不管，让投资商承担点社会责任，也是应该的嘛。”
这番话滴水不漏，既捧了李强的场，又把皮球踢给了未来的开发商。
又一个副县长跟著附和：“招拍掛是市场行为，合规合法。开发商要是看中那块地，自然会算这笔经济帐。买卖讲究你情我愿，嫌贵可以不买。总不能为了招商，把咱们安南县的安定团结搭进去。”
高宏斌原本打算借著办公会，用县財政的困难做文章，名正言顺地把王超贤的方案毙掉，顺便把红星厂的盘子压低，给宋涛一个满意的交代。
结果李强横插一槓子，把“燕京信访”和“维稳”两顶大帽子往桌上一砸，整个班子的风向全变了。
在座的这些副县长，遇到麻烦事，个个比猴都精。
不用掏钱，不用担责，还能平息工人的怨气。
可他高宏斌怎么向市里的宋涛交代？天宇建工准备了几百万就想把地拿走，凭空多出两千万的成本。
这件事本身就是利益交换，筹码没送上去，官帽子就別想戴。
高宏斌环视长桌，公然对抗整个班子的维稳共识？高宏斌没那么蠢。逆著大势硬干，那样就是自绝后路。
“同志们考虑得都很全面。”
“既然大家都有这个顾虑，维稳是第一要务。”
高宏斌端起茶杯润了润嗓子，打起太极，“土地成本转嫁的思路，具备探討价值。”
“但具体操作嘛，不能由著性子来。安南县不是天府市中心。新城区的规划还在图纸上。红星厂那三百亩地，把两千六百多万的安置费硬绑上去，底价抬得这么高，万一流拍了呢？”
高宏斌拋出了最现实的阻碍。
“流拍了，工人的钱谁来给？你协调小组去发吗？拖上几个月，工人们照样要闹。到时候，这个责任算谁的？”
高宏斌这招很毒，把流拍的风险无限放大，直接和群体性事件掛鉤。谁主张这个方案，谁就得立下军令状担全责。
刚才还附和著土地转嫁的几位副县长，纷纷低头研究起面前的茶杯纹理，装聋作哑。
王超贤迎著高宏斌的视线。
“高县长忧虑流拍风险，合情合理。但红星厂地块的区位优势摆在这里，市里南延线规划一出，这块地就是新城区的桥头堡。”
“而且这三百亩，是安南县未来五年內唯一一块位於新城核心区的净地。“
“两千六百多万的安置前置条件，非但不会嚇跑投资商，反而能直接筛掉空壳公司。容积率和商业配套指標一旦放开，利润空间足够覆盖安置成本。真正有实力的资本，算得清这笔帐。”
“並且，周边规划了实验小学分校和县医院新院区。这种黄金地段，別说加上两千六百多万的安置成本，就算再加一千万，外面的开发商也会抢破头。“
这话一出，会议室里几个原本低头假装研究文件的局长，不约而同地抬起了头。
李强坐在主位旁边，端著茶杯挡住脸上的笑意。
这小子，把高宏斌逼得连退路都没了。
“老高啊。“
李强慢条斯理地开口。
“超贤同志说得在理。咱们安南县的土地是金字招牌，不能贱卖。既然有实力雄厚的投资方看中，咱们就把条件摆明。买卖嘛，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真要是流拍了，大不了县里再想別的出路。总好过现在拿个六百万的方案去糊弄工人，激化矛盾。”
高宏斌的手在桌面上拍了一下。
“同志们，算经济帐是对的。但我们是党的干部，坐在今天这个位置上，不能只算经济帐，还要算政治帐，算安南县长远发展的宏观帐。”
“招商引资是一盘大棋。你把门槛提得这么高，附加条件搞得这么苛刻，外面的企业家会怎么看安南县？他们会说我们这里的投资环境恶劣，会说我们在搞关门打狗。为了解决眼前的一个歷史遗留问题，把全县的招商环境搞臭了，这叫本末倒置，缺乏政治站位。”
高宏斌越说越顺，直接搬出了市里的牌子。
“新城区的建设，是市委市政府定下的百年大计。红星厂那块地，关係到市里整体的商业布局，是承接重大项目的核心节点。我们不能因为几百个下岗工人的情绪，就给市里的战略部署添堵。大局和局部，孰轻孰重，在座的各位难道分不清吗？”
这番话洋洋洒洒，把出卖国有资產包装成了优化投资环境，把剥削工人美化成了顾全大局。几顶大帽子扣下来，会议室里重新安静下来。
王超贤看著主位上的高宏斌。
“高县长，有个现实情况需要补充匯报。”
王超贤翻开面前的笔记本，视线扫过上面密密麻麻的记录。
“您在职工大会上指示，要加快进度，要发动群眾。协调小组坚决贯彻您的指示，成立了由工人代表、劳动局、財政局三方联合参与的档案復原小组。”
刘大头把头埋得更低了，恨不得钻进桌子底下去。
“这十几天，张建国他们那十几位老师傅，吃住都在劳动局的档案室。每一笔工龄怎么算，每一项补贴按哪个文件走，他们比我们这些坐办公室的干部记得更清楚。哪年发了劳保手套没给钱，哪年高温补贴少发了五块，算得清清楚楚。”
王超贤把笔记本往前推了半寸。
“现在，全厂上下，从看大门的老头到退休在家的老太太，谁都知道自己该拿多少钱，一毛钱都差不了。”
话音落下，王超贤没有再往下说。
意思已经摆在檯面上了。
帐，是县长您在大会上拍板让算的。
人，是县长您限期一个月逼出来的。
甚至连那个工人代表参与的档案復原小组，也是打著贯彻您最高指示的旗號成立的。
你高县长要当著全县领导的面，大笔一挥，直接抹掉两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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