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七章 兄弟各自迎来了事业的发展

    二〇〇一年春天，林恩慈会走路了。她扶著墙，一步一步地挪，从沙发挪到茶几，从茶几挪到电视柜，从电视柜挪到门口。她走得不稳，像一只刚学会走路的小鸭子，摇摇晃晃的，隨时要摔倒。但她没有摔倒。她扶著门框，站在门口，看著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很大——巷子，青石板，青苔，石榴树，陈家超市的灯箱。灯箱亮著，红红的，“陈家超市”四个字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她看著那四个字，看了很久，久到陈阿圆从超市里走出来，蹲在她面前。
    “恩慈，叫阿嬤。”
    林恩慈看著她，张了张嘴。“阿——嬤——”两个字分得很开，像两个不认识的人站在一起，中间隔了一条很宽的马路。但陈阿圆听到了。她听到了那两个字从那两片小小的嘴唇中间挤出来，像两只刚刚破茧的蝴蝶从蛹里钻出来，翅膀还是湿的，皱的，软塌塌的，飞不动。但它们是蝴蝶，会飞的，会飞到天上去，飞到花丛中去，飞到人心里去。
    陈阿圆伸出手，把林恩慈抱了起来。她把她举过头顶，举得高高的。林恩慈在她头顶上笑著，笑声咯咯咯的，像一群小鸡在叫。她的笑声在巷子里迴荡，从这头飞到那头，从那头又飞回来。回音叠著回音，笑声叠著笑声，像一首没有歌词的歌，像一条没有尽头的路。
    家安的运输公司越来越大了。二〇〇一年夏天，他在厦门设立了第二个分公司——福州之后，厦门是第二站。厦门分公司在集美区，靠近码头，方便进出口业务。他派老李去当经理。老李以前是跑短途的，泉州到厦门，跑了十几年。这条路他闭著眼睛都能开，每一个弯、每一道坡、每一个红绿灯、每一个测速探头，都烂熟於心。他知道哪里该加速、哪里该减速、哪里该换挡、哪里该鸣笛；知道什么时候出门不会堵车，什么时候上高速不会起雾，什么时候进岛不会被警察拦下来查超载。他比厦门人还熟悉厦门。
    “老李，厦门那边的业务交给你了。你只要把货安全送到、准时送到、完好无损地送到，其他的你不用管。”
    老李看著他，眼眶红了。“老板，我跟了你十年了。”
    “我知道。”
    “我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司机，变成了一个什么都懂的司机。”
    “我知道。”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老李去了厦门。家安站在办公室的窗前，看著老李开著那辆蓝色的货车驶出仓库大门。货车拐了个弯，消失在马路尽头。他站了很久，久到小芳端著一杯茶走进来，喊了他一声，他才回过神来。
    “想什么呢？”小芳把茶杯放在桌上。
    “想老李。他跟我干了十年了。他从一个小伙子干成了老头子。他刚来的时候，头髮是黑的，一根白的都没有。现在他的头髮白了一半，背也驼了。他老婆说他晚上睡觉打呼嚕，声音大得像拖拉机。他儿子今年高考，考上了集美大学。他说，老板，我儿子在厦门读书，我去厦门分公司，可以照顾他。”
    小芳站著，看著他的背影。他的肩膀宽了，比以前更宽了，但背有些驼了。他三十九岁了，再过一年就四十了。他的头髮白了，不是全白，是花白，黑的和白的混在一起，像黑白混纺的布。腰也出了问题，坐久了就疼，站久了也疼。他去医院拍过片子，医生说是腰椎间盘突出，不能久坐，不能久站，不能搬重物，不能开车。他不能做的，都是他每天必做的事情。
    家安转过身，看著小芳。她穿著一件碎花裙子，头髮披著，没有扎起来。她的肚子又大了——她怀了第二个孩子，已经六个月了。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她身上，把她的脸照得发亮。她的脸是圆的，眼睛是大的，嘴唇是红红的。她看起来不像一个孕妇，像一个少女——脸上没有皱纹，没有斑，没有岁月的痕跡。她还年轻，才二十六岁。他看著她的脸，忽然恍惚了一下。他觉得自己老了。
    二〇〇一年秋天，厦门分公司正式运营了。老李从集美区的仓库里把货运出去，送到厦门岛內外的各个商场、超市、批发市场。他的车每天早上六点出发，晚上八点回来，一天跑十几个小时。他从来不叫苦，从来不喊累，从来不说“老板，我今天不去了”。他每天早上五点起床，给老婆煮好粥，给儿子留好字条，然后开著车出门。字条上永远只有一句话：“粥在锅里，记得吃。”这句话他写了十年，写了三千多张字条。三千多张字条摞在一起，有一本字典那么厚。那些字条被他的老婆收在一个铁盒子里，铁盒子放在衣柜的抽屉里。她说：“等他退休了，把这些字条拿出来给他看。让他看看他写了多少张，让他知道他有多久没有在家吃过早饭。”
    家安每个月去厦门一次，检查分公司的帐目、车辆、仓库，跟客户吃饭，跟老李喝酒。他们喝酒的时候不说话，一杯一杯地喝。红星二锅头，五十六度，一杯一两，一口闷。喉咙辣得像火烧，胃里辣得像有团火在烧。他们喝得脸红脖子粗，喝得眼睛布满血丝，喝得舌头打结，喝得站不稳，喝得趴在桌上。他们趴在桌上，不说话，不喝酒，不动。他们趴了很久，久到服务员走过来问他们要不要加水，他们才抬起头来。老李看著家安，家安看著老李。两个人对视了几秒钟，笑了。笑著笑著，眼泪就出来了。不是难过，是高兴。高兴他们的公司做大了——从一辆车做到几十辆车，从一个司机做到几百个司机，从泉州做到福州、厦门。高兴他们的路走远了——从福建走到浙江、江西、广东，从广东走到湖南、湖北、河南，从河南走到河北、山东、bj。高兴他们赚到钱了。
    家寧在泉州一中教书教了十几年了。她带的班语文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她自己也从一名普通教师升到了教研组长。周明远还是那个样子，戴黑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每天骑著一辆旧自行车上下班。他们的女儿周念恩已经上小学了，胖乎乎的，脸圆圆的，笑起来两个酒窝，活脱脱一个小家寧。
    念恩每个周末都会来陈家超市，一进门就喊“阿嬤——”，声音大得整条巷子都听得见。陈阿圆从收银台后面探出头来，看到她，嘴角就翘起来了。“念恩来了，来，阿嬤给你拿金枣。”念恩不吃金枣，嫌酸。她吃糖果，巧克力，薯片，那些陈阿圆觉得“没营养”的东西。但她不管，念恩要什么她就给什么。家寧说过她好几次，她不听。“阿母，你不要老给她买糖，牙会坏的。”“牙坏了再补。”“她饭都不吃了！”“不吃饭就吃麵线。我给她煮麵线。”
    家寧说不过她，就不说了。念恩每次来超市，都能装满一书包的零食。陈阿圆送她到巷口，看著她背著鼓鼓囊囊的书包、一摇一晃地走在青石板上。她的辫子一甩一甩的，辫梢繫著两朵红色的塑料花，跟家寧小时候一模一样。陈阿圆看著那两朵花，想起了很多年前——家寧第一次来泉州，背著一个蓝布包袱，梳著两条辫子，辫梢繫著红色的塑料花，站在承天巷口，看著这条陌生的巷子，眼睛里全是好奇。
    现在，那条路已经走了十几年了。
    二〇〇二年春天，小芳生了第二个孩子。又是一个女孩。家安给她取名叫林恩惠。恩惠，恩惠和慈爱。恩慈和恩惠，恩慈是姐姐，恩惠是妹妹。恩慈和恩惠，恩惠和恩慈。名字合在一起，就是陈家铺子那根扁担上挑著的东西——恩惠和慈爱。从缅甸挑到泉州，从泉州挑到永春，从永春挑回泉州，从泉州挑到她们身上。她们会接过这根扁担，继续挑，挑一辈子。
    小芳抱著林恩惠，坐在医院的床上。她的脸色苍白，嘴唇乾裂，头髮被汗水湿透了，一缕一缕地贴在额头上。但她笑了。她抱著女儿，看著她那皱巴巴的、红彤彤的、五官挤在一起的小脸。她低头，拨开女儿额前的胎髮。胎髮很软，很细，贴著头皮。额头上已经能看出三道浅浅的抬头纹了，跟陈远水额头上的抬头纹一模一样，跟陈阿圆额头上的抬头纹一模一样。
    “她长得像你。”小芳对家安说。
    家安低头看著女儿。女儿的脸是圆的，眼睛是大的，嘴巴是小的，鼻子是挺的。她像他，像他阿母，像他阿嬤，像他阿公——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这就是陈家的脸，这就是陈家铺子的脸，这就是那条从缅甸到泉州的路的脸。那张脸在这条路上走了三代人，从陈远水走到陈阿圆，从陈阿圆走到家安，从家安走到恩慈、恩惠。还会继续走下去，走到恩慈的孩子、恩惠的孩子、恩慈的孩子的孩子。那张脸不会变——圆脸，大眼睛，挺鼻子，小嘴巴。那是陈家的记號，那是路的记號。
    就在家安的运输公司不断扩张的时候，家兴的花店也在悄然发生著变化。他从一开始只在花店卖花，到后来开始接婚庆、会议、酒店的花艺布置。他的花艺手艺是在大学里学的——福建农林大学园艺系，虽然课上学的是种果树、种蔬菜，但他对花感兴趣，自己看书、看视频、跑花店跟人学。毕业后回到泉州开了这家小花店，从最初一个月赚几百块钱，到后来一个月赚两三千，再到后来一个月赚五六千。
    二〇〇〇年，他攒够了钱，在泉州开了第二家花店。在中山路上，离陈家超市不远，走路十几分钟。这个位置是他看了很久才选定的——人流量大，年轻人多，买花的人多。店面不大，才二十几平方米，但租金不便宜，一个月两千块。他把陈家铺子旁边的花店交给一个员工打理，自己亲自管中山路的店。
    中山路花店开张那天，家寧送来了一个花篮——不是买的，是她自己从花店拿的，用百合、玫瑰、满天星扎成的。百合是白色的，玫瑰是红色的，满天星是白色的、小小的。她把花篮放在花店门口，用袖子擦了一下额头的汗。
    “弟，祝你生意兴隆，財源广进。”
    家兴看著那个花篮，看了很久。上面的卡片写著：“祝家兴花店开张大吉——姐。”
    字是家寧写的，一笔一划，工工整整。他看著那几行字，看著那些笔画在他眼前跳著。那些字从纸上立起来，站成了一个人——家寧，站在陈家铺子的柜檯后面，手里拿著一本帐簿，低著头，一笔一划地写著。她的字写得很好，比陈阿圆好，比陈远水好，比家安好。她是陈家写字最好看的人。
    “姐，谢谢你。”
    “谢什么？你是我弟。”
    她走了。她走在中山路上，穿著一件白色的衬衫，扎著马尾辫，辫梢繫著一朵红色的塑料花。她走得很快，像有什么急事。她確实有急事——她要赶回去上课，下午还有两节语文课，讲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她走进校门的时候上课铃刚好响了。
    二〇〇一年，家兴的第三家花店开业了。在泉州城东的新区，那里新建了很多楼盘，入住的年轻人多，消费能力强。他在这家花店上花了很多心思——请设计师做了装修，白色的墙，原木色的货架，暖黄色的灯光。门口放著一把长椅，椅子上放著一盆蝴蝶兰，紫色的，开得正旺。他还给这家花店取了一个新名字——“家兴花坊”，不是“家兴花店”了。“花坊”比“花店”好听，这是他想了很久才想到的。他在笔记本上写了几十个名字，圈圈叉叉的，最后只剩下“家兴花坊”四个字。他在四个字下面画了一条线，又在那条线下面画了一条线，两条线並排著，像两条路。一条是他的，一条是花的。
    开业的鞭炮放完了，红纸屑落了一地。家兴站在门口，穿著他特意为开业买的新衣服——一件浅蓝色的衬衫，一条深蓝色的西裤，一双黑色的皮鞋。衬衫领口的扣子没有扣，露出脖子上一根细细的红绳，红绳上拴著一枚铜板，是陈阿圆给他的，就是陈远水从缅甸带回来的那枚铜板的复製品——她找人照著做了几枚，给家安、家寧、家兴一人一枚。家兴戴著它，戴了十几年了，洗澡不摘，睡觉不摘。铜板已经被他的皮肤磨得发亮。他站在门口，看著那几家店，看著来来往往的行人。
    这几年，他的事业发展得很快。三间花店，十几个员工，每个月流水十几万。他的花在泉州已经小有名气，很多人结婚、开店、搬家都会找他的店订花。他请了一个花艺师，专门负责高端花束的设计——从昆明空运过来的玫瑰、百合、鬱金香，搭配进口的包装纸和丝带，一束能卖到几百块钱。他还接了泉州几家五星级酒店的花艺供应合同，每个月固定供应鲜切花和绿植，光这一项一个月就有两三万的纯利润。
    但在所有的事业成就中，他最引以为豪的，不是三间花店，不是酒店合同，不是花艺比赛获奖。是他种的玫瑰。他在城郊租了一块地，建了一个花圃，专门种玫瑰。他从昆明引进优良品种——卡罗拉、影星、雪山、蜜桃雪山、粉红雪山、甦醒、小白兔、玛利亚、冷美人、海洋之歌。每一种都有名字，好听的、温柔的、诗意的。他把它们种在花圃里，每天浇水、施肥、修剪、除虫。他每天早上五点起来，开著那辆二手的麵包车到花圃，一直忙到中午才回家吃饭。下午又去，忙到天黑才回家。
    他的脸晒黑了，手上被玫瑰的刺扎出了一道道的血痕——旧的还没好，新的又添了。那些血痕在他手上纵横交错，像一张红色的大网。他的手变了，变得更粗了，更黑了，更糙了。但他的眼睛没有变，还是棕色的，像山里头那种清泉，安安静静地看著人。
    二〇〇二年夏天，他种的玫瑰开花了。第一朵是卡罗拉，红色的，大红的，像血，像火，像夕阳。他在花圃里蹲下来，看著那一朵玫瑰。它的花瓣厚厚的，嫩嫩的，层层叠叠的，有几十瓣，上百瓣。它有刺，梗上、叶子上、花萼上，到处都是刺。那些刺在阳光下闪著光，像一把把小小的匕首，守卫著这一朵美丽的花。
    他伸出手去摸那一朵花。手指从花瓣上轻轻地滑过去，花瓣是滑的、软的、凉的，像婴儿的皮肤。他把手缩回来，放在鼻子下面闻了闻。手指上沾著玫瑰的香气，很浓，很甜，像蜂蜜，像初恋。他把手指放在嘴边，舔了一下，甜的。
    他笑了。他笑著笑著，眼眶红了。
    二〇〇二年秋天，家兴在陈家超市旁边开了第四家花店。这一家不是普通的花店，是旗舰店。他把原来的花店重新装修了，跟陈家超市打通了，在中间开了一个大门洞，门洞上装了一个拱形的花架。花架上爬满了藤蔓月季，粉红色的，开了一百多朵，一百多朵花挤在一起，像一百多个姐妹抱成一团。
    陈家超市和家兴花坊连通了。客人从超市买完东西，可以直接走进花店买花；从花店买完花，可以直接走进超市买东西。陈阿圆和家兴的生意合在了一起。陈阿圆站在超市的收银台后面，看著那个花架。花架上开满了粉红色的花，开得很盛，一朵挨著一朵。她看著那些花，想起了陈远水。陈远水也喜欢花——他在永春的院子里种过桃花。桃花开了，粉红色的，铺满了半个山坡，像一层薄雪落在绿色的山头上。风吹过，花瓣飘下来，落在他的肩上。他没有掸掉，让花瓣在他肩上慢慢地枯萎、变干、变脆，风一吹就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