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八章 疫情来了

    二〇〇三年春天，非典来了。街上的人少了，戴口罩的人多了。中山路上冷冷清清的，店铺关了大半，开著的也没什么生意。公交车空著，但照样跑著，从这头跑到那头，从那头跑回来，车厢里只有司机一个人。承天巷里的老人说，这辈子没见过这样的阵仗——比当年的肺癆还怕人，比当年的伤寒还嚇人，连空气都不能信了。他们坐在陈家超市门口的台阶上，隔著老远说话，声音大得像吵架，像是怕病毒听不见似的。
    陈家超市的门还开著。陈阿圆站在收银台后面，戴著口罩。口罩是白色的，棉布的，小芳给她做的，做了十几个，一天换一个，换下来的用开水烫，烫完了晾在太阳底下晒。她戴著口罩，眼镜片上全是雾气，看不清价格，看不清钞票，看不清收银机上的数字。她用手指擦了擦镜片，雾气没了，过一会儿又有了。她不想擦了，就那么模糊著。模糊著也挺好，看不清脸上的皱纹，看不清头上的白髮，看不清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一切。模糊著，就不用怕了。
    生意淡了很多。以前一天能卖两三千块，现在一天只能卖四五百块。货架上的东西卖不动了——酱油、醋、盐、糖、味精、鸡精、料酒、蚝油、香油、辣椒酱、豆瓣酱、番茄酱、花生酱、芝麻酱、方便麵、火腿肠、罐头、饼乾、糖果、巧克力、薯片、瓜子、花生、饮料、水、啤酒，全都堆在货架上，像一列列等待检阅的士兵。没有人来检阅它们了，没有人来买它们了。它们站在货架上，落了一层薄薄的灰。灰是灰白色的，细细的，轻轻一吹就飞了。但没有来吹。
    小芳劝陈阿圆：“阿母，要不我们也关几天？等疫情过去了再开。”
    陈阿圆摇头。“不能关。关了，街坊邻居买东西就不方便了。承天巷里住的都是老人，他们不会骑自行车，不会开汽车，不会上网买东西。他们只能走路。从巷子深处走到巷口，走到我们这里。我们关了，他们就要走更远的路，走到中山路，走到东街，走到西街。他们走不动了。”
    小芳不说话了。她抱著恩惠，恩惠才一岁多，在收银台后面的椅子上睡著了，嘴里还含著半颗金枣。金枣粘在她的嘴角，亮晶晶的。小芳用手指把金枣从她嘴角拿下来，恩惠的嘴瘪了瘪，但没有醒。她在梦里笑了。她梦到了什么？没有人知道。但她在笑。这就够了。
    家安的运输公司业务也受了很大影响。工厂停工了，商场关门了，批发市场冷清了，没有人进货了。几十辆车停在仓库里，一个月没有出车。司机们没事干，每天在仓库里打牌、喝茶、聊天。他们不打牌的时候，就蹲在墙根下晒太阳。阳光晒著他们的背，暖洋洋的，他们把背晒热了翻过来晒肚子，把肚子晒热了翻过去晒背。他们的皮肤被晒得黑红黑红的，像一块块被火烧过的铁。
    家安坐在办公室里，看著墙上的地图。地图很大，占了整面墙，上面標註著他的运输网络——泉州、福州、厦门、漳州、龙巖、三明、南平、寧德、莆田，他做到了fj省內全覆盖了；省外也已经拓展到了江西、广东、浙江、江苏、上海、安徽、湖北、湖南。那些地名被他用红笔圈出来，密集地叠在一起，红圈密密麻麻的，像一片红色的海洋。他看著那些红圈，看著看著，眼睛花了。他揉了揉眼睛，又看。还是花的。
    他拿起电话，打给阿强。
    “阿强，福州那边怎么样？”
    阿强嘆了一口气，像是把这几个月攒下来的气全都嘆出来了。“老板，惨。仓库里堆满了货，发不出去。客户打电话来催，我跟他们说没有车，他们不信。他们说，你们林家安运输公司不是福建最大的运输公司吗？怎么会没有车？我说不是没有车，是没有货。他们不信。他们掛了电话，又打，又掛了，又打。我解释说，不是没有车，是没有货。他们不信，说你们就是不想运。我解释不清楚了。”
    家安掛了电话，又打给老李。
    “老李，厦门那边怎么样？”
    老李不说话。沉默了很久，久到家安以为电话断了。
    “餵？老李，你在听吗？”
    “老板，我在。”老李的声音沙哑得很，像砂纸在玻璃上摩擦。“老板，我想辞职。”
    家安的手指停在拨號键上，不动了。
    “为什么？”
    “我老婆病了。非典，疑似。在医院，隔离了。儿子在集美大学，不能回来。我一个人，顾不过来。”老李的声音在抖，像一根被风吹著的琴弦。“老板，我跟了你十一年了。十一年来，我没有请过一次假，没有迟到过一次，没有早退过一次。我天天跑车，一天跑十几个小时，一年跑三百多天。我老婆一个人在家，买菜做饭洗衣服带孩子。她跟了我十一年，没有一句怨言。她现在病了，我不能不管。我要去陪她。”
    家安沉默了一会儿。他想起了老李的老婆，那个瘦瘦小小的、说话声音很轻的女人。她每次见到家安都会说“老板，你吃饭了吗”，声音轻得像风吹过稻田。她做的咸菜很好吃，萝卜乾切碎了拌上辣椒和蒜末，脆生生的，辣丝丝的。她每年都会给家安带一罐，用玻璃罐装著，罐口用保鲜膜封著，再用橡皮筋箍紧。
    “老李，你不用辞职。你老婆的病好了，你回来。厦门分公司我给你留著。”
    电话那头传来老李的哭声。他的哭声很大，很响，像一头牛在叫。他没有对著话筒哭，他把话筒拿开了。但家安还是听到了。隔著话筒，隔著听筒，隔著几百公里的距离，他听到了。那声音从厦门传到泉州，从话筒传到听筒，从听筒传到家安的耳朵里。像从很深很深的地底下传上来的，像一个被埋了很久的人终於发出了声音。
    家安把话筒放下，坐在椅子上，看著窗外。窗外是仓库的围墙，围墙上面有一排仙人掌，是看门的老陈种的。仙人掌开花了，黄色的，小小的，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他看著那些花，看了很久。
    二〇〇三年夏天，非典疫情终於结束了。街上的人多了，摘口罩的人也多了。中山路又热闹起来了，店铺又开起来了，公交车又挤起来了。承天巷里的老人们从巷子深处走出来，拄著拐杖，走到陈家超市门口，在台阶上坐下来。陈阿圆给他们倒茶，他们喝茶，聊天，说这几个月的憋屈。
    “哎呀，闷死我了。三个月没出门，头髮都长到腰了。”
    “你那是头髮吗？你那是草！”
    “你才是草！你全家都是草！”
    他们笑著，骂著，闹著。他们的笑声在巷子里迴荡，从这头飞到那头，从那头又飞回来。回音叠著回音，笑声叠著笑声，像一首没有歌词的歌。
    老李的老婆从医院出来了。她不是非典，是普通的肺炎，排除了，出院了。老李去接她，站在医院门口，等了一个多小时。她出来了，穿著一件蓝白条的病號服，头髮乱糟糟的，脸色蜡黄蜡黄的。她站在医院门口，眯著眼睛看著阳光，像一只刚从洞里爬出来的老鼠。
    老李走过去，抱住了她。他抱得很紧，紧得她喘不过气来。“老公，我喘不过气了。”他没有鬆手，还是抱得很紧。“老公，你能不能轻一点？”他没有鬆手。“老公……”她把脸埋在他的胸口，不说话了。
    他们把东西拿回出租屋，老李给她煮了一锅鸡汤。用砂锅燉的，燉了三个小时，鸡肉燉得烂烂的，筷子一戳就散了。他把鸡汤端到她面前，她喝了一口，烫得嘶了一声。他把碗接过去，吹了吹，又递给她。她看著他，他看著她。她哭了。“老公，你对我真好。”他不说话，把碗放在床头柜上，转身去了厨房。他在厨房里哭了。他没有让她知道。他把水龙头打开，让水流的声音盖住他的哭声。水哗哗地流著，流了很久。
    家安的运输公司恢復了正常运转，而且比疫情前更好了。那些在疫情期间倒闭的小运输公司腾出了市场空间，客户都涌到了家安这里。他接了很多新客户，签了很多新合同，买了很多新车。到二〇〇三年底，他的公司已经拥有货车將近两百辆了，员工超过四百人，在fj省內每个城市都设立了分公司，省外也已经拓展到十几个省份了。
    他买了一辆奔驰车，黑色的，很大很长，人称“大奔”。他把车开到陈家超市门口，从车上下来，穿著一身新西装，头髮用髮胶固定住。承天巷里的老邻居都围过来看，摸摸车头，蹭蹭车门，照照车窗。
    “家安，这车多少钱？”
    “没多少。”
    “没多少是多少？”
    “几十万。”
    “几十万？你疯了！”
    家安笑了笑，没有说话。他走进超市，陈阿圆站在收银台后面，正在算帐。她的手指在计算器上按著，嘀嘀嘀的。她听见脚步声，抬起头，看著家安。他穿著一身黑色西装，打著蓝色领带，皮鞋鋥亮。他站在超市门口，阳光从他身后照进来，把他的影子投在地上，很长很长。他叫他一声“阿母”。
    陈阿圆看著他，看了一会儿。低下头，继续按计算器。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她没有说“好看”，没有说“浪费钱”，没有说“你疯了”，没有说“你长大了”，没有说“你出息了”。她什么也没说，继续按计算器。家安站在那里，手里提著两盒茶叶——武夷山的大红袍，很贵，一盒一千多块。他把茶叶放在收银台上，转身走了。他的脚步声在超市里迴荡著，从门口走到货架那边，从货架那边走到门口。
    他在超市里转了一圈，拿起一颗金枣，放进嘴里，嚼著。先酸后甜，吃到最里面那一点点苦。他咽下去了。他走出了超市。
    家兴的花店在非典疫情期间也受到了影响，但他很快调整了方向——开始做线上业务。他在淘宝上开了店，拍了產品的照片，写了说明，標了价格。他把花束用冰袋和保湿棉包装好，通过快递寄到全国各地。一开始生意不多，一天只有几单。后来慢慢多了，一天几十单。再后来一天上百单。他忙不过来了，请了两个客服专门处理线上订单，又请了两个花艺师专门做线上花束。他的淘宝店开了三个月，就做到了金冠。二〇〇三年底，他的线上月销售额已经超过了线下所有门店的总和。
    他的生活被工作填满了。从早到晚，从周一到周日，从年头到年尾。他每天五点起来，晚上十二点才睡。他一天吃两顿饭，午饭和晚饭。早饭不吃，没时间。他的胃疼了，他没有管，让他疼。疼著疼著就不疼了。胃不疼了，他忘了吃饭。
    他在花圃里种了几十种玫瑰，每天浇水、施肥、修剪、除虫。他蹲在花圃里，像一只蹲在田里的青蛙。他看著那些花，一朵一朵地看著它们，从含苞待放到盛放，从盛放到凋谢。花开花落，春去秋来，一年又一年，他三十多岁了。
    家寧问他：“弟，你什么时候找对象？”
    家兴说：“忙。”
    家寧说：“你忙了十年了。”
    家兴不说话了。
    家寧说：“阿母想抱孙子了。”
    家兴还是不说话了。他走进花圃，蹲下来，看著一株刚种下去的玫瑰苗。它很小，只有几片叶子，叶子嫩嫩的，绿绿的，像刚出生的婴儿的手。他用水壶给它浇水，水洒在叶子上，水滴顺著叶脉流下去，流到根部。
    二〇〇四年春天，家兴在杭州开了第五家花店。这一次他没有自己去，派了一个店长过去。店长叫小林，是他在泉州花店的第一批员工，跟了他好几年了。小林是泉州人，二十多岁，会插花，会养花，会卖花，还会跟客户聊天。他跟客户聊天的时候，永远面带微笑，声音不大，但很温柔。他的笑容很好看，露出一排白白的牙齿，两个酒窝像两个小漩涡，把人的目光吸进去。
    家兴送他到车站，帮他提著行李。行李很重，压得家兴的手勒出了红印。他把行李放在行李架上，拍了拍小林的肩膀。
    “小林，杭州那边的店交给你了。你只要把花卖出去、把客户服务好、把店管好，其他的你不用管。”
    小林看著他，眼眶红了。
    “老板，我跟了你五年了。五年了，从泉州跟到厦门，从厦门跟到福州，从福州跟到杭州。你是我见过的最能吃苦的老板，也是我见过的最不会享福的老板。你赚了那么多钱，不去旅游，不去享受，不去度假。你每天在花圃里种花，手上全是刺伤。你种的花，比你自己还要好看。”
    家兴笑了。笑著笑著，眼眶也红了。
    “去吧，车要开了。”
    小林上了车，从车窗探出头来。“老板，我会想你的。”
    车开了。小林的身影在车窗里越来越大，不，是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最后变成了一个点。那个点消失在了铁轨的尽头。家兴站在站台上，看著那条铁轨。铁轨很长，看不到尽头，像一条银色的蛇在平原上爬著，扭著身子，爬向了远方。他弯下腰，把手放在铁轨上。铁轨是滚烫的，被太阳晒的，从手心烫到手指，从手指烫到手腕，从手腕烫到手臂。
    他认识了一个女孩子。她是在花圃里认识的。她叫苏敏，是泉州一家园艺公司的设计师，来他的花圃选花材，做花艺方案。她推著一辆小推车，在花圃里转来转去，看看这朵，摸摸那朵，在本子上记著什么。她的头髮是短的，染成了栗色，在阳光下闪著光。她戴著一顶草帽，草帽上繫著一条丝带，丝带是粉红色的，在风里飘著。
    她走到玫瑰区，蹲下来，看著一株卡罗拉。卡罗拉是红色的，大红的，像血，像火，像夕阳。她伸出手，摸了摸花瓣。花瓣是滑的，软的，凉的，像婴儿的皮肤。她把鼻子凑过去，闻了闻。玫瑰的香气很浓，很甜，像蜂蜜，像初恋。她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家兴站在她身后，看著她。她蹲在地上，草帽歪了，丝带从帽檐上滑下来，搭在她的肩膀上。一只蜜蜂落在她面前的卡罗拉上，钻进花蕊里，采蜜。她没有赶它，让它采。蜜蜂采完了蜜，飞走了。
    她睁开眼睛，看到了家兴。
    “你好，我是苏敏。园艺公司的，来选花材。”
    家兴蹲下来，跟她面对面。“你好，林家兴。这个花圃的。”
    苏敏看著他。他的脸晒得很黑，额头上有一道被草帽带子勒出来的印子，鼻樑上有一颗小小的痣，嘴唇乾裂，起了一层皮。他的手很粗糙，指甲缝里全是泥。他蹲在地上，穿著一件灰色的旧t恤，t恤上印著一朵花。她看著那朵花，看了很久。那是一朵玫瑰，红色的。
    “你这花圃种得真好。卡罗拉开得特別好。我用过很多花圃的卡罗拉，都没有你家的好。你的花苞大，顏色正，花期长。你是怎么种的？”
    家兴站起来，走到卡罗拉旁边，用手摸了摸花茎上的刺。“没有什么特別的。就是每天浇水、施肥、修剪、除虫。早上五点起来，一直忙到晚上天黑。夏天热，要在早上和傍晚浇水，中午不能浇，浇了会把根烫死。冬天冷，要在中午浇水，早上和傍晚不能浇，浇了会把根冻死。施肥要薄肥勤施，一个星期施一次，一次不能太多，多了会烧根。修剪要在花开完之后，把残花剪掉，把病枝剪掉，把弱枝剪掉。”
    苏敏听著他说这些，眼睛亮了。她的眼睛是棕色的，不大，但很亮，像山里头那种清泉，安安静静地看著人。她把本子合上，把笔別在耳朵上。
    “你懂得真多。”
    “种了十几年了，不懂也懂了。”
    苏敏笑了。她笑起来很好看，嘴角往上翘，露出两颗小虎牙，白白的，尖尖的。
    那天她在花圃里待了一整个下午。她把花圃里的每一个角落都看了一遍，每一种花都问了一遍名字、花期、养护方法。家兴耐心地回答她每一个问题。他把花的名字告诉她——卡罗拉、影星、雪山、蜜桃雪山、粉红雪山、甦醒、小白兔、玛利亚、冷美人、海洋之歌。他把花期告诉她——春天开什么，夏天开什么，秋天开什么，冬天开什么。他把养护方法告诉她——喜阴还是喜阳，喜干还是喜湿，耐寒还是耐热。他讲得很慢，讲得很细。他讲的时候眼睛亮亮的。
    天快黑了，苏敏看了看手錶。“六点了。我得走了。谢谢你，林家兴。”
    “不客气。”
    她推著小推车，走出了花圃。走到门口，停下来，回过头。“林家兴，下周我还来。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你。”她走了。丝带在她帽檐上飘著，粉红色的，像一只蝴蝶。家兴站在花圃里，看著那只蝴蝶越飘越远，飘出了花圃的大门，飘上了马路，消失在了暮色里。
    他站在那里，站了很久。久到天完全黑了，久到月亮升起来了，久到星星一颗一颗地亮起来了。他抬起头，看著天上的星星。星星很多，密密麻麻的，像一把撒在黑色绒布上的碎钻。他在那些碎钻里找一颗最亮的，找到了。他对著那颗星星笑了一下。笑容很小，像一根被风吹弯了的草。
    苏敏第二次来花圃的时候，带了一盒茶叶。铁观音，永春產的，装在铁盒里，铁盒是金色的，上面印著“铁观音”三个字。她把铁盒放在家兴手上。
    “这是我从老家带的。永春的铁观音。你尝尝。”
    家兴看著那盒茶叶，看著铁盒上“永春”两个字。他想起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有山，有水，有树，有老屋，有龙眼树，有石凳，有灶台，有烟囱，有苏阿梅剥花生的咔嚓声，有陈远水吸面线的呼嚕声。那个地方叫永春达埔，是他的家。他离开那里好多年了，但他没有忘记那里。他把它带在了身上，带在了心里。
    “谢谢。”
    他打开铁盒，捏了一撮茶叶，放进杯子里，冲了开水。茶叶在开水里慢慢地舒展开来，一片一片的，像一朵朵绿色的花在开水里开放。茶汤变成了金黄色，透亮的，冒著热气。他端起杯子，喝了一口。茶很烫，烫得他嘶了一声。但他没有停下来，又喝了一口。茶很香，有一股淡淡的花香，像春天的风从山上吹下来，吹在脸上，凉凉的，湿湿的。
    “好喝。”他说。
    苏敏笑了。
    那天他们坐在花圃的石凳上，喝茶，聊天。从下午聊到傍晚，从傍晚聊到天黑。他们聊了很多——聊花，聊草，聊树，聊种子，聊泥土，聊阳光，聊雨水，聊蜜蜂，聊蝴蝶。他们聊童年，聊家乡，聊父母，聊兄弟姐妹。她告诉他，她家在永春达埔。他说，他家也在永春达埔。她愣住了。他愣住了。两个人对视著，谁都不说话。
    “你也是达埔的？”她问。
    “达埔村的。陈家铺子的。”
    她的眼睛亮了，像两颗被点燃的星星。“陈家铺子？是不是那个卖金枣、醃茶叶、虾酱的陈家铺子？”家兴的心跳了一下。“你知道陈家铺子？”
    “知道。我从小就知道。我小时候，我阿妈带我去过。在永春的时候。我阿妈说，陈家铺子的金枣是全世界最好吃的金枣。先酸后甜，吃到最里面有一点点的苦。我吃过，很好吃。我家搬到泉州以后，我阿妈还念叨，说想吃陈家铺子的金枣。”
    家兴笑了。他笑著笑著，眼眶红了。
    苏敏第三次来花圃的时候，带了一盆花。是她自己种的，是一株茉莉花，种在陶盆里，陶盆是红色的。花开著，白色的，小小的，像一颗一颗的星星。淡淡的清香散发在空气中，像一条看不见的河在流动，从她的方向流向他的方向，流过他的身体。
    “送给你。谢谢你教我那么多花的知识。”
    家兴接过那盆茉莉花，放在石凳上，看了很久。花是白的，叶子是绿的，土是黑的。白、绿、黑，三个顏色，像一幅画。
    他看著那些花，那些叶，那些土。他想起了一个人——陈阿圆。陈阿圆也喜欢茉莉花。她在陈家超市门口种了一盆茉莉花，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给它浇水。
    “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茉莉花吗？”苏敏问。家兴想了想。“香？”
    “不是。因为我阿嬤的名字叫茉莉。她叫林茉莉。她生在永春，长在永春，嫁在永春，死在永春。她没有离开过永春一步。但我阿嬤说，她的心早就走了。走到泉州去了。走到陈家铺子去了。走到那根扁担下面去了。”她停了一下，看著家兴。“我阿嬤说，陈家铺子的老板娘是我的恩人。”家兴问了句“恩人？”苏敏点头。
    “我阿嬤说，她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在街上晕倒了。是陈家铺子的老板娘把她扶起来的。那老板娘给她倒了一碗水，又给了她一颗金枣，说吃了就好了。我阿嬤说，那金枣是甜的，很甜很甜。她吃了一辈子都忘不掉那个味道。那老板娘叫陈阿圆，她让我阿嬤叫她阿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