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30章 吴景中入狱2

    消息传到香港的时候，最先炸锅的是那些从天津站撤到台湾的老人们。
    他们有的在保密局还掛著閒职，有的已经被裁撤，有的在街上摆摊卖水果。但不管混得好不好，吴景中被捕的消息像一声惊雷，把他们所有人都震醒了。不是震醒了对吴景中的同情——他们跟吴景中关係好的没几个——而是震醒了对自己的恐惧。
    九龙的一家小酒馆里，三个中年男人坐在一起喝酒。他们都是从天津站出来的，现在都在香港谋生。一个是开杂货铺的，一个是跑运输的，还有一个在码头做会计。
    “吴站长被抓了。”跑运输的那个压低声音，像在说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
    “叫你別叫站长了，现在哪还有什么站长？”杂货铺老板夹了一块猪头肉，嚼了两口，“被抓不奇怪。他那张嘴，早晚要出事。”
    “问题是，”做会计的那个放下酒杯，声音压得更低，“沈逸川那个声明里说他有保密局潜伏人员名单……你们说，那份名单上会不会有我的名字？”
    酒桌上一下子安静了。猪头肉还在盘子里，酒还在杯子里，但谁也没有动。
    “你?”跑运输的苦笑了一声，“你算老几？名单上要有也是那些大鱼，你一个小虾米，人家懒得写你。”
    “小虾米也是虾米。”会计的脸色不太好看，“万一他连虾米都写呢？”
    “不会。”杂货铺老板摆了摆手，但声音不太篤定，“他就是嚇唬人的。真要是有名单，他早就交出去了，还留著干嘛？等著別人来抢？”
    “可是他当年確实在军统待过啊，还是个少將。少將能接触到的机密，比我们多多了……”
    三个人对视一眼，都不说话了。
    沉默了一会儿，跑运输的那个忽然把酒杯一墩，发出一声闷响。
    “我跟你们说，这件事越想越怕。不是怕那个沈逸川——他写他的小说，跟咱们有什么关係？是怕上面。你看看，吴景中一个站长，说抓就抓了。连个站长都保不住，咱们这些小嘍囉……”
    他没有说下去，但意思已经很明白了。
    酒馆的角落里，另一桌人也正在低声议论。其中一个穿著旧军裤的老人，头髮全白了，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他喝了一口酒，放下杯子，摇了摇头。
    “吴景中这个人，我是知道的。他从莫斯科回来之后就一直不顺。莫斯科——这两个字就是他的原罪。上面早就不信任他了，只是没有藉口动他。现在小说出来了，正好，藉口来了。”
    “你是说吴景中根本不是共谍？”
    老人看了提问的人一眼，目光里有种说不清的东西。
    “是不是共谍重要吗？”他说，“重要的是上面觉得你是不是。”
    这句话像一盆冰水，浇在了桌上每个人的头上。
    沈逸川是在几天后才得知吴景中家属情况的。
    张一鹤不知道从哪里打听到的消息——吴景中在台北的太太被赶出了原来的住宅，带著两个孩子搬进了一间小破屋里，日子过得很艰难。保密局只是抓了吴景中，却没有给他家里留下任何生计。
    “听说他太太去保密局问了几次，都没人理她。”张一鹤在电话里说，“后来连大门都不让她进了。”
    沈逸川沉默了很久。
    “沈先生？”张一鹤叫他。
    “张兄，”沈逸川的声音很低，“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你说。”
    “帮我找一个可靠的渠道，转一笔钱到台北。不要用我的名字，不要让人查到来源。”
    张一鹤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
    “你想接济吴景中的家属？”
    “对。”
    “沈先生……你想清楚了？这件事如果被发现——”
    “不会被发现的。”沈逸川打断了他，“找一个信得过的人，给现金，不留字据。吴太太拿到钱，只会以为是哪个旧友帮忙，不会想到是我。”
    张一鹤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嘆了口气。
    “行。我帮你办。”
    掛断电话之后，沈逸川算了一笔帐。稿费和版税加起来，他现在手头大约有一千多块港幣的积蓄。他从中数出三百块，包在一个牛皮纸信封里，封好，在上面什么也没写。
    第二天，张一鹤派了一个小伙计来取。小伙计不知道信封里装的是什么，沈逸川说“是给朋友的礼金”，小伙计信了。
    信封被拿走的那个晚上，沈逸川一个人坐在书房里，抽菸。
    他想到那个他从未见过的女人——吴景中的太太。她不知道自己的丈夫为什么被抓，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吃上饭。她只知道，有一天早上，保密局的人来了，把丈夫带走了，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她不知道，那个把她丈夫写进小说的人，正在几千公里外抽著烟。
    沈逸川把烟掐灭，走到打字机前，没有打开。
    他想起自己曾经说过的话——“我写小说，只为养家餬口”。这句话他说了很多遍，对林婉清说，对张一鹤说，在声明里对全香港说。他以为自己说的是真的，以为只要说服自己相信，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写下去。
    但现在是吴景中，下一个会是谁？
    他不知道。
    他唯一知道的是，他不能后退。退一步，全家人都得死。
    与此同时，台北“总统府”的办公室里，蒋介石正在对保密局进行全面整肃的指令上签字。
    那份指令是他亲自起草的，措辞严厉，要求对每一个曾与中共有过接触的军官进行重新审查。不管是主动接触还是被动接触，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一律纳入调查范围。
    “军统也好，保密局也好，”他对身边的幕僚说，语气里带著一种冷硬的决绝，“都要给我洗乾净。我不希望看到第二个吴景中。”
    幕僚点头称是，拿著指令出去了。
    蒋介石一个人站在窗前，望著院子里那几棵修剪整齐的松树。他没有看吴景中的案卷，也没有看沈逸川的小说。他不看小说，不看那些在他看来“上不得台面”的东西。但他知道，那些东西正在以一种他控制不了的速度扩散。
    一本书，一个人，一句话——就能把三十年的基业动摇。
    他忽然想起戴笠活著的时候。如果戴笠还在，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但戴笠死了，1946年就死了。他死了之后，军统变成了保密局，毛人凤接了手，一切都变了。
    变得更乱。
    蒋介石转过身，走回办公桌前，拿起那份指令的副本看了一眼。他满意地发现，自己在“从严、从速、从重”三个词下面都划了横线。
    整肃令下发的第二天，保密局內部就炸了锅。
    每个科室都在开会，每个人都收到了一份调查问卷。问卷的问题很细——什么时候入的党、什么时候加入军统、在大陆期间接触过哪些中共方面的人、有没有参加过中共方面的活动、有没有收到过来自中共的策反信件、身边有没有可疑的人。
    有人老老实实地填，有人避重就轻地填，有人把问卷揉成一团扔进纸篓，第二天被同事捡起来交了上去。
    告密、检举、揭发，这些曾经用在別人身上的手段，现在用在了自己人身上。
    一个在电讯处干了十五年的老科长，因为1944年在重庆的一次会议上跟一个后来被证实是共谍的人握过手，就被叫去审查了三天。审查结束之后他被放了出来，但位置已经被人顶了。
    一个行动处的副处长，因为1948年在南京跟一个后来去了延安的朋友吃过一顿饭，被停职调查。
    人人自危。
    没有人知道下一个被叫去谈话的会是谁。也没有人知道，沈逸川那份声明里说的“保密局在大陆潜伏人员名单”到底是真是假。如果是真的，那份名单上会不会有自己的名字？如果是假的，为什么保密局的反应这么大？
    这些问题没有人能回答，但每个人都在问。
    沈逸川是在香港的报纸上看到“保密局全面整肃”的新闻的。新闻很短，只有几十个字，但意思很清楚——台湾方面正在对情报系统进行內部清洗。
    他把报纸放在桌上，沉默了很久。
    林婉清走过来，看了他一眼，又看了一眼报纸。
    “会连累更多人吗？”她问。
    “会。”沈逸川说。
    “那你后悔写《潜伏》吗？”
    沈逸川没有立刻回答。他想了想，然后说了一句让林婉清意想不到的话。
    “后悔。但也不能不写。”
    林婉清没有追问。她懂他的意思——后悔是因为连累了无辜的人，不能不写是因为如果不写，饿死的就是自己的家人。这是一个死结，怎么解都是错。
    窗外的天已经黑了，九龙塘的街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把街道照得半明半暗。楼下的便衣还在，换了一个人，靠在电线桿上看报纸。
    沈逸川拉上窗帘，在打字机前坐下。
    他没有写小说，而是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白纸，在上面写了一句话：
    “每一个写故事的人，手里都握著別人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