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天。
整整七天,沈逸川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像是回到了当初写《潜伏》的日子。打字机的敲击声从早响到晚,铅字盘上的字码被他翻来覆去地按,手指磨出了薄薄的茧。林婉清每天端三顿饭进去,碗收出来的时候,饭菜往往只动了几口。
“又在写那个《风声》?”她问。
“嗯。”
“写得怎么样了?”
“快了。”沈逸川头也没抬,“再有两三天,第一章就能定稿。”
但他骗了自己。
第一天,他写得很顺。前世看过的电影版《风声》在他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过了一遍——1942年,汪偽政权,日偽特务机关发现內部有“內鬼”,代號“老鬼”。五个嫌疑人被关进一座孤堡式的別墅,在极度压抑的环境中互相猜忌、互相试探。沈逸川把开篇的背景、人物、氛围一气呵成地打了出来,打完的时候天刚黑,他觉得自己状態不错。
第二天,他开始写女主角顾晓梦的戏份。
电影里的顾晓梦是一个富家千金,表面张扬跋扈、放浪形骸,实则是中共地下党。她在孤堡中与日偽特务周旋,最终以牺牲自己的方式传递出了情报。
沈逸川写到她第一次被审讯的场景时,手停了。
电影里的审讯是什么?是肉体摧残。是用刑。是让观眾不忍直视的那种惨烈。电击、鞭打、针刺、坐老虎凳——每一种刑罚都详细地写在了他的脑子里,但他发现自己下不了笔。
不是因为写不出来。
是因为他不敢想像,1952年的香港读者看到这些文字时会是什么反应。
他把那几页稿纸抽出来,放在一边,重新写。这次他写得含蓄了很多,只用“他们对她用了刑”几个字带过,然后把重点放在顾晓梦的心理活动上。
写完再读,觉得不对。太轻了。像是一拳打在棉花上,使了很大的劲,却没有任何迴响。
他又改,改得比电影里还详细——不是因为他想写酷刑,而是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绕过这段。如果不写受刑,顾晓梦的牺牲就失去了重量;如果写了,读者会被嚇跑。
第三天,他把写好的部分拿给林婉清看。
林婉清坐在阳台上,就著午后的光线一页一页地翻。沈逸川站在旁边,像个等待打分的学生。他看见林婉清的手指在某些段落停顿了很久,看见她的眉头微微皱起,看见她翻到顾晓梦受刑的那一段时,手指微微颤了一下。
她把稿纸放下,抬起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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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女的是不是要受很大的罪?”她问。
沈逸川没有回答。
“我看这一段,”林婉清翻回去,指了指某一行,“你写她被打得皮开肉绽,衣服都粘在伤口上了。沈逸川,你写这些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读者会怎么想?”
“我想的是真实。”
“真实?”林婉清把手里的稿纸整了整,放在桌上,“你看看外面的报摊上那些小说,有哪一本是这么写的?你写翠平笨手笨脚,读者笑一笑就过去了。你写顾晓梦受刑——他们会觉得你疯了。”
沈逸川张了张嘴,想反驳,但发现自己无从反驳。
林婉清没有再说下去。她把稿纸还给沈逸川,站起来去厨房做饭。走到厨房门口的时候,她回头看了他一眼。
“你自己想想吧。你是写小说的,不是写刑讯报告的。”
第四天,沈逸川试图绕过电影版,转向电视剧版的《风声》。
电视剧比电影长得多,涉及大量的密码破译技术细节。他记得剧中有一个“二代恩尼格玛密码机”的设定,讲的是如何破解日军的密码系统。这些內容在原主的军统记忆中有对应的真实案例——军统確实有自己的密码破译部门,也確实破获过不少日军的密码。
他试著写了两章。
写完之后读了一遍,觉得像是在写技术说明书。密文、密钥、代码本、频率——这些东西写得太浅,內行人觉得不够专业;写得太深,普通读者看不懂。他在这条钢丝上走了整整一天,最后发现,这不是他擅长的路数。
更麻烦的是人物。
电视剧里有一个重要的配角——国民党军统的女少將,密码破译专家。这个角色的原型,沈逸川很清楚是谁。
姜毅英。
原主的记忆里对这个名字並不陌生。姜毅英,军统唯一的女性少將,戴笠的亲信。1941年,她领导的密码破译小组破译了日本即將偷袭珍珠港的情报,上报给戴笠,戴笠转呈蒋介石,蒋介石通知了美国。但美国人不信,结果珍珠港被炸,美国人才追悔莫及。
这个人在军统內部是一个传奇。
现在还活著,在台湾。
沈逸川盯著打字机上的那个角色名字,看了很久。
他想起吴景中。
想起吴景中被抓的时候,毛人凤说的那句话——“作者连你的用人风格都摸透了,你还敢说你与我无关?”
如果他写出一个女少將,写得足够真实,台湾那边会怎么想?
姜毅英会不会也被叫去问话?会不会也被审查?会不会也被扣上一顶“泄露情报”的帽子?
他把那张纸从打字机上抽出来,窝成一团,扔在地上。
第五天,他对自己说:不管了,先写出来再说。
他咬著牙又写了一整天。写到半夜,书房里堆了一地的废稿。林婉清起来上厕所,看见书房的门缝里还透著光,推门进来,看见沈逸川靠在椅背上,两只眼睛盯著天花板,脸色灰败。
“还不睡?”
“睡不著。”
林婉清没有再劝。她从衣架上拿了一件外套,披在他身上,然后在他旁边的椅子上坐下。两个人就那么坐著,谁也没有说话。
第六天,沈逸川把那几天的稿子全部摊在桌上,从头读了一遍。
电影版的压抑虐主,电视剧版的技术难题和人物风险,两条路都是死胡同。他试图把两个版本融合,取长补短,但结果是一锅大杂烩——什么都有一点,什么都不像。
他从早上读到下午,从下午读到晚上。
晚饭的时候,林婉清看见他的脸色,什么也没问,只是把饭菜端上桌,然后把三个孩子叫到里屋去吃。
沈逸川一个人坐在餐桌前,筷子拿起来又放下。
第七天早晨,林婉清起床的时候,发现书房的门开著。
沈逸川坐在打字机前,面前的稿纸叠得整整齐齐。他的手放在膝盖上,没有打字。地上有一个纸篓,纸篓里塞满了碎纸——不是撕成条的那种碎,是撕成指甲盖大小的那种碎,像是要把什么东西彻底消灭掉。
“你撕了?”林婉清站在门口,声音很轻。
“撕了。”沈逸川没有回头,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过铁板,“《风声》不能写。我想了两个版本的风声,一个太压抑,香港人接受不了。另一个涉及那些密码破译的东西,写出来也没人看得懂。还有那个女少將——”
他停了一下。
“我不能害了人家。”
林婉清走进来,站在他身后,低头看著那个纸篓。碎纸片有的带著字,有的只有半个字,横竖撇捺散落在纸篓里,像一场没有下完的雪。
“那就別写了。”她说,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沈逸川转过身来,看著她。
“婉清,我……”
“不写了也好。”林婉清打断了他,语气里没有责备,也没有失望,“你这七天写得太苦了,我看著都心疼。歇一歇,不急。”
沈逸川深吸了一口气,从椅子上站起来。七天来第一次站起来的时候,膝盖咯嘣响了一声,像是生锈的合页被人强行掰开。
他走到窗前,拉开窗帘。早晨的阳光哗地涌进来,刺得他眯了眯眼睛。楼下的便衣换了一个人,是个胖墩墩的中年人,正坐在长椅上啃包子。
“来,”林婉清拉著他走到客厅,把他按在沙发上,“你坐著,我跟你说个事。”
她从臥室里拿出一个牛皮纸封面的帐本,在林婉清手里已经用了好几年,边角都磨毛了。她翻开,一页一页地翻到最新的记录,然后把帐本摊在沈逸川面前。
“你看看吧。”
沈逸川低头看。林婉清的手指在数字上移动,声音不紧不慢,像是在念一封平淡的家书。
“稿费,到现在一共拿了一千一百多块。版税,《潜伏》单行本卖了两版了,结算下来是七千八百块。”她翻了翻后面一页,“总共加起来——”
她把帐本合上,看著沈逸川。
“九千七百多块。”
沈逸川愣了一下。
“这么多?”
“你以为呢?”林婉清难得地笑了一下,眼角挤出细细的纹路,“你这几个月写得连觉都不睡,稿费加版税,又没有什么大的开销。就咱们家这几口人,吃得再好也花不了多少。”
她把帐本放在茶几上,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语气认真起来。
“沈逸川,我跟你说个正经话——你现在別急著写下一本了。”
沈逸川看著她。
“九千七百块,”林婉清把那个数字又说了一遍,“就算我们现在的日子,只要不是乱花钱,足够咱们全家开开心心地过两年的开销了。两年,不是两个月。你不用像从前那样拼,不用每天写到半夜。你先歇一歇,好好想想下一本写什么。想好了再写,总比写出来又撕了好。”
沈逸川没有说话。他的手放在膝盖上,指尖有一下没一下地敲著裤子。
林婉清站起来,给他倒了一杯茶,放在他手边。
“我不是让你放弃写作。我只是不想让你这么累。”
她说完就进了厨房,开始准备早饭。锅碗瓢盆的声音叮叮噹噹地响起来,孩子的笑声从里屋传出来,克己在喊“妈妈我要穿那双新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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