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报纸上写完了开头那激动人心的一段之后,开始继续写许忠义了——
九龙城寨的巷子越走越窄,越走越暗。
许忠义跟著弟弟许忠信,在潮湿的石板路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头顶是密密麻麻的木板房,一层叠一层,像鸽子笼。晾衣绳横七竖八地扯在巷子上空,滴下来的水打在脸上,带著一股洗衣皂的味道。空气里瀰漫著霉味、油烟味和说不清的腥气。
“到了。”许忠信推开一扇门。
门板很薄,漆皮脱落了大半,露出底下灰白色的木茬。门推开的时候,铰链发出尖锐的吱呀声,像是什么东西在惨叫。许忠义弯腰走进去——不是因为他高,是门框太低了。
板房不大,大概只有四五十平尺。一张木板床靠墙,床上铺著洗得发白的床单,枕头瘪得像一片纸。一张旧桌子,桌面上有无数菸头烫过的痕跡。窗户开在靠近天花板的位置,巴掌大小,透进来的光线昏昏沉沉。墙角堆著几只旧皮箱和一堆杂物。空气不流通,闷得人有些喘不过气。
许忠义在床沿上坐下,床板发出一声不堪重负的呻吟。他打量著这间屋子,想起自己在重庆的训练班宿舍。那里虽然也简陋——木板床、白床单、搪瓷脸盆——但至少乾净,至少宽敞,至少窗户是正常的窗户,能看到外面的山和树。
弟弟忠信从桌上拿起一只搪瓷水壶,倒了一杯水,递过来。杯子是白色的,杯口缺了一个小口,不仔细看注意不到。许忠义接过去喝了一口,水是凉的,带著一丝铁锈味。他把杯子放在桌上,沉默了一会儿。
“哥,你在重庆到底经歷了什么?”忠信在他对面坐下来,两只手放在膝盖上,眼睛盯著他。
许忠义靠在墙上,墙皮有些脱落,灰白色的碎屑蹭在他肩膀上。他看著那扇巴掌大的窗户,光线从那里漏进来,照在桌面上,像一小块发黄的布。
“我加入了军统。”他说。
忠信的眼睛亮了一下,但没有说话。
许忠义开始讲述。他的语速不快,像是在回忆一件很久远的事,又像是在確认那些事確实发生过。
“我刚到重庆的时候,什么都不懂。被带到一个院子里,有人给我发了一套军装,说『从今天起你就是军统的人了』。”他的嘴角微微扯了一下,不是笑,是那种回忆往事的习惯性动作,“第二天,戴副局长来给我们训话。那是夏天,重庆热得像蒸笼,礼堂里没有风扇,几百个人坐在那里,汗流浹背,没人敢动。戴副局长走进来的时候,所有人都站了起来。他个子不高,瘦,但眼神很利,扫一圈,像是能把每个人的底都看穿。”
“他讲了大概二十分钟。讲抗日的形势,讲情报工作的重要性,讲我们这一行的规矩。他说:『我们这一行,不是为发財,不是为做官,是为打鬼子。谁要是抱著升官发財的心思来的,趁早走。军统不养废物。』”许忠义说到这里,停了一下,端起杯子又喝了一口水。
弟弟忠信听得很认真,身子往前探著,眼睛一眨不眨。旁边几个小伙伴也凑了过来,坐在床沿上,蹲在地上,谁也没有出声。
“后来呢?”一个年轻人问。
“后来就是训练。”许忠义放下杯子,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射击、跟踪、偽装、密码、无线电操作。训练班王主任亲自教我们射击。他的枪法很准,五十米靶,十发九十八环。他说:『你们不用打得像我这么准,但至少不能打到自己人。』”
忠信忍不住问了一句:“王主任是谁?”
许忠义看了他一眼,没有直接回答。“以后你会知道的。”他说。
他讲起在训练班的日子,越讲越兴奋。从床上站起来,在逼仄的板房里来回走了两步,拳头攥著,眼睛发亮。弟弟和几个小伙伴们听得热血沸腾,有人握紧了拳头,有人咬住了嘴唇。
“我们要跟日本人大干一场!”许忠义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扎进木板墙里。
板房虽小,但此刻里面装满了年轻人的热血。
许忠信站起来,走到哥哥面前,把拳头伸出去。许忠义也伸出拳头,两只拳头轻轻地碰了一下。
“哥,我跟你干。”忠信说。
另外几个年轻人也站了起来,七嘴八舌地说:“我也去!”“算我一个!”“打鬼子,谁不去谁是孬种。”
许忠义看著他们,点了点头。窗外的光线从巴掌大的窗户里漏进来,落在他的肩膀上,像一小块金色的徽章。
第一天新光报上的內容至此就结束了,最后这段的描述无疑將引发读者明天去看第二章。
第二天一早,沈逸川照例去了茶楼。不是从前常去的那家,而是换了另一家,虽然同样在旺角,但更偏了一些,人多嘈杂,谁也不认识谁。
他要了一壶乌龙,一碟花生米,坐在角落里。茶博士是个驼背的老头,上茶的时候手抖得厉害,茶水洒了一桌。沈逸川没在意,自己拿抹布擦了擦,端起茶杯慢慢喝。
隔壁桌坐著几个中年男人,桌上摊著报纸——正是《新光报》那期免费的《黑名单上的人》。其中一个年轻人,三十来岁,穿著格子西装,领带歪在一边,正在翻报纸的第二版。他翻到许忠义讲述重庆经歷的那一段,忽然抬起头,一脸困惑。
“戴笠怎么是军统副局长?不是局长吗?”
旁边一个头髮花白的老人正在喝茶,听到这话放下杯子。他穿著一件深灰色的中山装,领口扣得严严实实,脸上皱纹很深,像是刀刻的。
“你年轻,不懂。”老人的语气不紧不慢,带著一种过来人的篤定,“戴笠的確是军统副局长。上面还有个掛名的局长,是哪个我就不说了,反正不管事儿。实际主持工作的就是戴笠。抗战那几年,军统上上下下都是戴老板在管。”
年轻人点了点头,又低下头继续看报。过了一会儿,他又抬起头。
“那王主任呢?军统里有姓王的主任吗?”
老人端起茶杯吹了吹浮在上面的茶叶,喝了一口,不慌不忙地放下杯子。“王主任就是现在的保密局毛人凤。为什么不写真姓?怕刺激人唄。”
年轻人愣了一下。“王主任就是毛人凤?”
“嘘——”老人把食指竖在嘴唇前,压低声音,“知道就行,別喊出来。”
旁边几桌的人也凑了过来,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
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推了推镜框,分析道:“戴老板已经死了,怎么拔高都没问题。毛人凤还活著,吹捧自己就不好了。”他顿了顿,声音压得更低,低到只有相邻的几桌能听见,“恐怕还是毛局长怕『毛』这个姓刺激了他的主子——败退到台湾的蒋介石吧。”
茶楼里一阵意味深长的沉默。然后有人轻轻咳了一声,把话题岔开了。
“管他姓毛还是姓王,”一个穿著棉袄的胖子摆了摆手,“小说好看就行。开篇那段追逐戏,写得多带劲。那个年轻人翻柵栏、跳过障碍物、回头一枪撂倒一个日本兵——我读的时候手心都出汗了。”
“就是,”旁边的人附和,“李少將写这种场面,比那些武侠小说强多了。我决定明天继续买这份报纸了。”
有人压低声音说了一句:“李少將写这本,大家心里都清楚是怎么回事。为了保命,不得不写。但文笔没打折,这就够了。”
眾人纷纷点头。茶楼里的气氛渐渐从议论变成了称讚,有人翻到第一页又看了一遍,有人在討论许忠义接下来会怎么行动。
就在这个时候,外面有人喊今天的新光报纸出来了,一时间很多茶客都將茶碗放成了临时出去的样式,走出茶楼去买报.......
沈逸川坐在角落里,把这些话一字不漏地听进了耳朵里。他端起茶杯,慢慢喝了一口。茶水是热的,苦味在舌尖上化开,但心里忽然鬆了。像是一根绷了很久的弦,终於被人轻轻拧鬆了一下。
他想起昨天在板房里写许忠义讲述重庆经歷的那段。他写那个逼仄的板房,写弟弟倒的那杯凉水,写许忠义站起来握紧拳头说“我们要跟日本人大干一场”。那些字是他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没有用打字机,是用钢笔写的。他写的时候,脑子里想的是自己当初在九龙城寨板间房里的日子。那时他也是一样穷,一样逼仄,一样看不到希望。但他坐下来,提起了笔。
现在那本《黑名单上的人》虽然是为了保命写的,但如果能让读者觉得写得好,那也不辜负他写一次。
沈逸川放下茶杯,站起来,走到窗前。外面的阳光很好,梧桐树的叶子已经落了大半,光禿禿的枝丫在阳光下投下交错的影子,像一幅没有画完的水墨画。远处有电车叮叮噹噹地驶过,报童的叫卖声从街角传来,拖得长长的。他眯了眯眼睛,把茶钱放在桌上——两块钱,放在碟子旁边,用茶杯压住——推门出去了。
茶楼的门在身后关上,嘈杂声被隔绝在里面。沈逸川从报童手里用一角钱买了一张新光报,站在台阶上,深吸了一口气,他没有同其他刚才在茶楼的茶客们一样再次返回去一边喝茶一边读新的一期,而是朝家的方向走去。步子不快不慢,像是鬆了一口气之后才有的那种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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