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5章 程序合规

    从財政局出来，王超贤没回办公室，脚跟一转，直奔审计局。
    审计局长吴德贵比老张更绝。
    审计局长吴德贵坐在办公桌后，手里捏著那份《红星厂改制方案》。
    “王主任，这东西常委会通过的是大方向，是政治任务。我们审计局管的是合规，是法律底线。”
    “你搞这个『技术等级係数』，给八级工定1.5的倍率，依据在哪？”
    “依据是尊重技术，尊重人才。”
    “那是口號，不是法律。”
    吴德贵从抽屉里掏出一本厚得像砖头的《劳动法释义》，隨手翻了几页，“国家哪条法律规定，企业破產补偿时，高级技工必须比普通工人多拿钱？这多出来的0.5倍，钱从哪来？是国有资產。”
    他顿了顿，语气陡然严厉：“没有法律条文支撑，这就叫擅自扩大补偿范围。往小了说，是违规操作；往大了说，这叫滋生权力寻租空间。谁来评定等级？谁来监督评定过程？万一有人送礼塞钱，弄个假的高级技工证，这国有资產流失的责任，你王主任担得起，我老吴这把老骨头可经不起折腾。”
    王超贤看著吴德贵那张正义凛然的脸。
    红星厂那几百万资金被挪用的时候，这帮人一个个装聋作哑，那时候怎么不谈国有资產流失？现在要给工人发钱了，法律条款倒背得比谁都熟。
    “那吴局长的意思，这方案不行？”
    “不能说废。”
    吴德贵摆摆手，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程序得走。这种没有先例的创新，风险太大。我的建议是，必须聘请第三方的法律专家和资產评估团队，进行专项论证。哪怕是去省城请教授，搞个听证会，出具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可行性审查报告。有了这个护身符，咱们才敢签字。”
    “论证需要多久？”
    “这就不好说了。专家得约时间，资料得重新调，报告得反覆改。”
    吴德贵端起茶杯，吹了吹浮沫，“快则三五个月，慢则半年。王主任，好事多磨嘛，咱们也是为了保护你，別到时候好心办坏事，把自己搭进去。”
    三五个月。
    又是这个时间节点。
    劳动局卡档案，財政局卡科目，审计局卡合规。
    这三把锁，严丝合缝，直接把“自选超市”的大门焊死了。
    王超贤没再爭辩，拿起桌上的文件，转身就走。
    不料。
    次日清晨，《燕京早报》深度报导版块刊发了孟然署名的长篇通讯。
    文章標题黑体加粗，极具视觉衝击力：《安南模式新探索：对话代替对抗，监督贏得信任》。
    文章中，孟然一改往日尖锐辛辣的笔锋，用详实的数据和克制的敘事，全景还原了那场在国家信访局接待室里举行的“听证会”。
    他详细剖析了“补偿方案自选超市”的设计逻辑，將其誉为“基层治理智慧的结晶”、“破解国企改革歷史遗留问题的破冰之举”。
    这篇报导除了刊发在报纸上，同时发表在国內几大知名bbs论坛上，跟帖数迅速破万。
    网民们对安南县政府放下身段、引入媒体监督、尊重工人选择权的做法给予了极高评价。省委办公厅甚至將这篇报导编入了当天的《每日舆情內参》，上报给省领导参阅。
    安南县，一夜之间被架上了舆论的道德高地。
    然而，站得越高，摔得越惨。
    王超贤比任何人都清楚，这篇报导就是一把双刃剑。外面讚誉声越大，內部落地的压力就越重。
    一旦“自选超市”变成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孟然那支笔，隨时会掉转枪口，將安南县钉在弄虚作假的耻辱柱上。
    上午十点，县府办第二会议室。
    王超贤以县府办副主任、红星厂改制工作协调小组常务副组长的身份，召集劳动、財政、审计三局一把手召开紧急协调会。
    会议桌上，气氛诡异的融洽。
    刘大头甚至带来了一辆超市用的手推车，里面堆满了发黄、破损的牛皮纸档案袋。一股陈年霉味瀰漫在空气中。
    “王主任，您看看。”刘大头隨手拿起一份档案，纸张边缘已经脆化，掉下几点碎屑，“张建国师傅的档案，六八年进厂，七三年参加过三线建设调去大西北，七八年又调回来。中间这五年的工龄证明，原接收单位早就破產重组了。这怎么算？不查清楚，就是对老同志不负责任。”
    老张捧著保温杯，慢悠悠地接话：“老刘说得在理。財政这边也是一样。我昨天专门给市局预算科打了电话请示，人家明確答覆，没有上级文件，自创科目拨付资金，属於严重违反財经纪律。咱们县本来就是转移支付县，一旦被市里盯上，明年的转移支付额度都要受影响。这个责，太大。”
    审计局长推了推眼镜，翻开面前的笔记本：“技术等级係数的专家论证会，我已经安排人去联繫省城的学者了。专家们档期满，最早也得排到下个月中旬。”
    三位局长轮番发言，句句不离“大局”，字字都在“防范风险”。
    王超贤坐在主位上，手指轻轻敲击著桌面。他没有发火。在体制內，发火是无能的表现。
    “《盐铁论》有云，『法者，缘人情而制，非设罪以陷人也』。”王超贤环视三人，拋出自己的理论依据，“规矩和程序，设立的初衷是为了解决问题，规范流程，而不是作茧自缚的藉口。三位局长提出的困难，客观存在。但红星厂几百號工人的吃饭问题，更是迫在眉睫的政治任务。”
    他拿出一份连夜起草的备忘录，分发给三人。
    “我提议，採取『容缺受理、分批拨付』的变通机制。”王超贤详细阐述，“档案一时查不清的，按照最低工龄基数，先行核算並发放百分之五十的补偿款，保障工人的基本生活。剩余部分，等档案核实清楚后，多退少补。至於財政科目，先掛在『暂付款』名下，由县政府出具专项背书。技术係数论证可以同步进行，不影响基础补偿的兑现。”
    这是一个极具操作性的折中方案。既兼顾了工人的诉求，又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行政风险。
    然而，老张连备忘录都没看，直接推了回去。
    “王主任，財政帐务上，从来没有『多退少补』这种非规范操作。发出去的钱，就像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算谁的坏帐？掛『暂付款』？年底决算怎么平帐？”老张连连摇头，“不行，绝对不行。”
    刘大头也跟著附和：“容缺受理，万一最后查出来档案造假，这可是违法乱纪的事，我们劳动局承担不起这个审查不严的责任。”
    推諉扯皮，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
    只要不担责，事情拖黄了也与他们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