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铭的声音从耳麦里传来:“波哥抓到了,在地下一层,被我们的人堵在办公室里,没有抵抗。”
波哥被押上来的时候,季珩珩正在走廊里抽菸。
他不抽菸。
从上一世躺在病床上、医生告诉他“再抽你就真的没救了”的那天起,他就再也没有碰过烟。
但今晚,他从一个死去的园区守卫的口袋里摸出了一包烟和一个打火机。
他不知道那是什么牌子的烟,烟盒上的字他一个都不认识。
他把烟叼在嘴里,打火机打了三次才打著,火苗在夜风中摇晃著,像一只受惊的蝴蝶。
烟雾钻进他的肺里,辛辣的,苦涩的,像喝了第一口酒。
他的肺在抗议,在收缩,在用它唯一懂得的方式告诉他“你不该抽这个东西”。
他没有理。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让烟雾在肺里停留了几秒,然后缓缓吐出。
烟雾在他面前散开,被夜风吹散,消失在走廊尽头的黑暗中。
波哥走在两个保鏢中间,双手被塑料扎带反绑在背后。
他的黑色polo衫上全是灰,领口的扣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崩掉了,露出脖子上那条粗粗的金炼子。
他的脸上有血,不是他的,是他身边的人被枪毙时溅上去的。
他的眼睛——那双季珩珩在直播间里见过的、冷的、像黑色玻璃珠子一样的眼睛——此刻有了温度。
是恐惧的温度。
他的嘴唇在发抖,他的腿在发抖,他的整个人在发抖,抖得两个保鏢几乎要架不住他。
季珩珩看著他,把烟叼在嘴角,烟雾从他的嘴唇和菸蒂之间的缝隙里漏出来,模糊了他的表情。
“我说了,我们很快会再见面的。”季珩珩说。
他的声音不大,甚至可以说是轻的,像在和一个老朋友寒暄。
但波哥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整个人像被电击了一样僵住了。
他的瞳孔猛地放大,不是因为愤怒,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他终於听懂了那句话——季珩珩发来的那条消息,“咱们很快就会见面的”。
他以为那是一种威胁,一种恐嚇,一个在电话那头、隔著几千公里、除了放狠话什么都做不了的人的无奈之举。
他没有想到,这句话是单纯的字面意思。
波哥的嘴张开了,又合上了,又张开了。
他的嘴唇在动,像是想说什么,但什么声音都没有发出来。
他的喉咙在发出一种奇怪的、像是什么东西被卡住了的声音,咯咯咯咯咯的,像一只快死的鸡。
“你……”
他终於发出了第一个音节,声音沙哑得不像人的声音,“你怎么敢——”季珩珩没有让他说完。
不是因为他不想听,而是因为他不需要听了。
波哥接下来要说什么,他大概能猜到。无非是“你不知道我背后是谁”,无非是“你会后悔的”,无非是那些在临死之前、在意识到自己真的会死的时候、所有人都会说的那些废话。
他听了太多废话了,今晚不想再听了。
他抬起手,把烟从嘴里拿下来,夹在食指和中指之间。
菸头的火光在黑暗中一明一灭,照亮了他手指上那道被湿巾擦过的、已经结了痂的细小伤口。
然后他把烟叼回嘴里,伸手从腰间拔出那把格洛克手枪。
波哥的眼睛在看到那把枪的瞬间变得像两个黑洞。
他的嘴唇在疯狂地抖动,发出一些没有意义的声音,像一台快要报废的收音机在搜索频道。
他的膝盖弯了下去,不是因为跪下了,而是因为站不住了。
两个保鏢把他架著,他的脚在地上拖著,鞋底在水泥地面上划出两道白色的、像粉笔一样的痕跡。
“我后面——”
波哥终於挤出了几个完整的字,“我后面的人马上就到,你现在放了我还来得及——”
季珩珩看著他。
他叼著烟,烟雾从嘴角漏出来,模糊了他的脸。
他的眼睛在烟雾后面看著波哥,像在看一个死人。
“哦。”季珩珩说。
然后他扣下了扳机。
枪声很响。
在狭窄的走廊里,装了消音器的枪声被墙壁来回反射、叠加、放大,变成了一种不同於开放空间的、更沉闷、更骇人的声响。
乔英子在他身后,身体微微震了一下,但她的眼睛没有闭,她的脚步没有退,她的手没有鬆开怀里元宝。
来福的耳朵猛地压了下去,身体往乔英子腿边缩了缩,但没有叫,没有跑,只是把脑袋抵在她的小腿上,紧紧地靠著。
波哥的身体向后飞去。
不是飞,是倒——子弹的衝击力让他的上半身猛地向后仰,像被一只看不见的巨手推了一把,然后整个人失去重心,朝后倒去。
两个保鏢鬆开了手,他的身体像一袋被丟弃的水泥,重重地砸在水泥地上,发出一声沉闷的、像是什么东西碎裂了的声响。
血从他的后脑勺下面慢慢洇开,像一朵正在绽放的、暗红色的、花瓣越来越大的花。
很漂亮,也很美丽。
季珩珩看著那朵花,看著它在灰色的水泥地上慢慢扩大,从拳头大到碗口大到脸盆大,从花苞到盛开到铺满了半个走廊。
他把烟从嘴里拿下来,扔在地上,用鞋底碾灭。
菸头在水泥地上发出轻微的、嘶嘶的声音,像一声嘆息。
他把格洛克插回腰间的枪套里,转身看著走廊里站著的那些人——他的保鏢,他的女人,他的狗,他的猫。
他们都活著。
他今天杀了很多人,但他要保护的人,一个都没有死。
“把园区里剩下的恐怖分子人员全部押到广场上。”季珩珩说。
他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像在安排明天早餐吃什么。
“执行枪决,立即执行。”
李铭看了他一眼,那一眼很短,短到只有零点几秒。
但在这零点几秒里,李铭看到了一些东西——他看到季珩珩的眼睛里有光,那种光不是火光,不是灯光,是更冷、更亮、更像铁在烧到最热的时候才会发出的那种白光。
他把目光收回来,立正,应了一个字:“是。”
然后转身走向走廊深处,脚步声在空荡荡的走廊里迴荡著,嗒嗒嗒嗒嗒,像一串被风吹散的算珠。
执行枪决的地方选在园区中央的广场上。
就是几个小时前,那些皮卡还停在那里、机枪还架在那里、扛著rpg的人还在那里走来走去的地方。
现在皮卡被掀翻了,机枪被砸坏了,rpg被踢到了墙角,空气中还残留著燃烧的橡胶和焦糊的塑料的味道,地面上散落著弹壳、弹片、碎玻璃和不知道是谁的鞋子。
剩余的三十七个园区恐怖分子被押到广场上。
他们的手被塑料扎带反绑在背后,有人低著头,有人闭著眼,有人在哭,有人在发抖,有人站在那里,表情木然,像一棵被砍倒的树。
他们的年龄从二十出头到四十多岁不等,来自不同的国家,说著不同的语言,穿著不同顏色的衣服。
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手上都沾著血。
不是今晚的血,是比今晚更早的、更久的、更多的那些血。
那些被他们关进小黑屋的人的血,那些被他们用电棍电击的人的血,那些被他们用拳头和脚踢打的人的血,那些被他们扔上货车、不知道卖到哪里去的人的血。
那些血不会说话,不会喊冤,不会在法庭上作证。
但它们在。
季珩珩站在广场的边缘,背靠一棵不知道名字的热带树木。
乔英子站在他旁边,来福蹲在他脚边,元宝在她怀里。
他不想看,但他不能不看。
他必须看到这一切,必须记住这一切,必须让这一切刻进他的骨头里,因为这是他下的命令。
这些人的死,是他的命令。
他不能像那些在远处按按钮、在屏幕上看爆炸、在报告里读伤亡数字的人一样,把死亡当成一个抽象的概念,一个可以被量化、被计算、被忽略不计的数字。
他要亲眼看著他们死,要亲耳听到枪响,要亲自確认他们的尸体已经不会动了。
三十七个人,被分成六排,每排六到七个人,面对著一面弹痕累累的墙壁。
他们被命令跪下,有些人跪下了,有些人跪不下去——不是因为不愿意,是因为腿已经抖得撑不住身体了,整个人的重量都压在膝盖上,膝盖在碎石地面上碾来碾去,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像在磨著什么坚硬的东西。
执行者站在他们身后,距离不到两米。
三十七个执行者,三十七把枪,三十七根食指搭在三十七个扳机上。
季珩珩看著那三十七个跪在墙前的背影,看著那三十七把抵住后脑的枪口,看著那三十七根正在微微颤抖的食指。
他想说点什么。
想说“开枪”,想说“行刑”,想说任何一个在这场杀戮的末尾应该被说出来的、正式的、有仪式感的词。
但他的嘴唇动了一下,什么都没有说出来。
他不需要说。
他们知道该在什么时候开枪。
枪响了。
不是一声,是三十七声。
不是三十七声,是不知道多少声——有些枪开了不止一枪,有些枪开了两枪、三枪、四枪,直到子弹打光,直到扳机扣不动,直到跪在面前的那个人已经不可能再站起来。
三十七具尸体扑倒在碎石地面上,三十七摊血从三十七具尸体下面洇开,匯成一条暗红色的、正在缓缓流淌的、像小溪一样的东西。
那条小溪在低洼处匯聚,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暗红色的、像镜子一样光滑的水洼。
水洼的表面反射著头顶惨白的灯光,反射著周围那些人惊恐的脸,反射著季珩珩站在树下的、被拉得很长的、像一柄插进泥土的黑色长刀一样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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